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十九屆四中全會圍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國之治”的宏偉藍圖逐漸清晰。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區，是社會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要完善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

    記者在成都城鄉社區采訪時，真切感受到這種制度化探索帶來的變化：居住環境持續優化、群眾獲得感不斷增強……聚焦人民群眾身邊的社區治理痛點、難點，健全黨組織領導下的城鄉社區發展治理體系，成都正走出一條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創新之路。

    黨建引領——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氣象

    青綠色的老式內燃機火車頭搭配紅磚灰瓦的老式車間，5層樓高的卡通熊貓巨幅畫像立于街角，整潔的街道兩旁裝飾著各類新潮藝術“涂鴉”，不少“網紅”小景點引游人駐足拍照。

    經典和現代藝術掩映交織，時尚與地方文化有機結合——這里便是“重生”后的成華區二仙橋街道下澗槽社區。

    作為成都“老資格”的萬人社區，下澗槽社區以前屬于中車成都公司家屬區，居民超1.4萬人。2015年開始，歷史悠久的家屬區開始進行企業分離交接工作，人多事雜，社區改造過程異常艱難。

    “最難就是拆除小區違章建筑。”二仙橋街道黨工委書記鄒濤說，要勸導居民拆除違建，還要防止違建現象死灰復燃，難上加難。

    “推動化解社區治理難題，一定要發揮黨在基層的領導核心作用，黨員干部要帶頭示范。”鄒濤說，社區建立了區域化黨建機制，成立黨建聯盟，發動社區兩委所有黨員，一家一戶登門做工作，并開拓思路，在社區選了一棟樓搞試點，展示改造效果。

    盡管年事已高，在此生活了50多年的老黨員姜長盛仍堅持到各家做工作，“有一家住戶，第一次上門就把我轟了出來，我又去了3次，他們最終理解了環境的重要性”。

    臨近社區改造尾聲，一位年近八旬的下澗槽社區老住戶寫下一篇感想，引發大家共鳴——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小區疏于管理，私搭亂建未受約束，樓群周邊孵化了若干棚戶，公共空間受到嚴重擠壓，使人有種無形的壓迫感。微信群里經常轉發‘留住老成都的記憶’，總是配我們下澗槽的照片，可見下澗槽是被遺忘在上個世紀的古董。”

    如今再到下澗槽社區，看到的是整潔干凈的院落、布局合理的停車位、精致文藝的公共設施，“空中蛛網”消失無蹤，小區還配備了“刷臉”安檢設施。

    成都于2017年9月在全國率先成立成都市委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簡稱社治委），由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任社治委主任，統籌推進社區治理創新。

    2018年6月，成都市出臺文件明確提出，要構建“街道、社區、小區”三級黨組織架構，形成“小區黨組織＋業主委員會＋物業機構”三方聯動的治理和服務體系。目前，全市已有4328個小區建立了黨組織，近8萬名在職黨員在小區亮身份、許承諾。

    成都市委組織部組織二處處長李軍介紹，“成都探索”促進了小區各類組織的規范運行，逐步走向有序治理狀態：推動業委會單獨組建黨組織；訂立鄰里公約，黨員業主帶頭示范，號召小區居民參與小區建設。

    青白江區瀚城國際小區成功治理了停車亂象、金牛區新橋社區逐步優化了人居環境……記者發現，成都社區治理的每個角落，都不乏黨員的身影。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湯繼強認為，破解基層治理“條塊分割、力量分散”難題，成都走出了一條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新路子，化解了許多難題。成都探索做強街道、做優社區、做實小區，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堅強戰斗堡壘，讓四中全會健全黨組織領導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這一要求實實在在落地。 

    與時俱進——堅持體制、機制持續創新

    近年來，成都的城市形態、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發生著深刻變化。目前，成都市共轄4351個城鄉社區，實際管理人口達2120萬，共有近2萬個小區，“萬人小區”超過200個。

    地處成都城北的物流大通道，新都區大豐街道紅湖公園城小區是當地大型“萬人小區”之一，總人口超過1.2萬，近90%的居民是外來經營和務工人員。大豐街道黨工委書記許玉川說，小區一度有“三差”：治安狀況差、秩序管理差、環境衛生差。

    “傳統的社會管理理念已不適應城市發展階段特征和實踐需要，‘九龍治水’的體制弊端和條塊分割的管理慣性影響了城市治理的整體效能。”成都市委社治委社區治理處處長高偉說。

    記者從成都市委改革辦了解到，成都率先成立了市委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工作領導小組，清晰界定了社治委與組織、政法、民政等部門的責任劃分，明確由社治委牽頭制定城鄉社區發展治理中長期目標和階段性任務、制定城鄉社區發展治理政策體系、推進多元治理體系建設等10項職責。

    “市委社治委的建立，解決了‘一個部門抓不了、多個部門抓不好’的社區治理難題。”高偉說，市委社治委整合了與社區治理相關的40多個部門，統籌規劃各類治理事項和資金，大大提升了整體工作效率和治理能力。

    通過“找黨員、建組織、優機制、抓服務、植文化”，紅湖公園城小區逐步由亂到治。記者近期來到這里發現，清澈的河水在小區內蜿蜒穿過，小區工作站服務人員忙碌不停，老人孩子在院壩里悠閑地生活。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宋貴倫認為，現階段，我國大城市普遍存在“大城市病”，主要涵蓋人口、交通、污染等問題。想解決，簡單靠頭疼治頭、腳疼治腳是很難根治的，必須從制度體系、體制機制創新入手來統籌解決。

    以人民為中心——著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風和日麗，碧空如洗。幾百桿五顏六色的大旗，整齊地環繞在下澗槽社區的燈光球場。院壩舞臺上，“韻美”老年舞團正在排練扇子舞。

    “我們隊平均年齡62歲，這300多桿旗幟，代表了300多支社區民間舞團。”70歲的陳華筠告訴記者，她創立舞團已有20年，以前只能在“壩子”里練舞，風吹雨打，條件艱苦。近幾年，多個社區爭相為舞團提供免費優質室內外場地，這讓“嬢嬢們”樂開了花。

    去年，在二仙橋街道，供社區居民免費使用的嶄新文化活動中心正式啟動。

    記者走進這里，就聽到音樂教室里傳出悅耳的舞曲聲，一樓的幾家舞蹈服裝定制店里，漢服、現代舞、民族舞服裝應有盡有。二樓則是樂器培訓教室、剪紙藝術教室和殘疾人活動室。

    要說中心大樓里給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這里活動的居民們臉上開心的笑容。

    “提升社區治理能力，不能僅僅靠政府，也應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到共建共治共享中來。”鄒濤說。

    金牛區沙河源街道新橋社區以前是鋼材物流集散地，居住環境復雜。近幾年，街道、社區攜手企業聯手打造優質環境——成都當代影像館和攝影主題公園拔地而起。如今的新橋社區已成為聞名遐邇的網紅“打卡”點，攝影愛好者和游客聞訊而來，居民自豪感爆棚。

    11月13日，參觀者在位于成都金牛區沙河源街道新橋社區的攝影藝術館內拍照。新橋主打攝影特色社區，有攝影文創特色街和攝影主題公園，深受當地居民和國內外游客喜愛。

    成都市還在社區減負工作上下足了功夫：制定社區減負若干措施，推動社區證明事項從313項縮減到15項；設立社區專項資金，每年平均為每個城鄉社區匹配35萬元保障資金……

    “健全社區管理和服務機制，推行網格化管理和服務，發揮群團組織、社會組織作用”“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把更多資源下沉到基層，更好提供精準化、精細化服務”……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提出了明確要求。

    聽取民意的線上政務效率也在提升。2018年10月，“天府市民云”平臺正式上線，集成57個部門189項服務，開通社區頻道1000余個，截至目前注冊用戶已達343萬，累計為市民服務9000萬次。

    整合基層社會治理力量，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手段和載體，不斷推進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和專業化，一直是成都探索和努力的方向。

    成都市委政法委政策研究處副處長楊金忠介紹，2017年起，成都在全國啟動網格服務整合，將全市統一劃分為15329個網格，確定專職網格員13445人，履行發現問題、采集信息、勸調糾紛、宣傳發動等職責，提高了網格管理規范化精細化水平，推動了社會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傾。今年以來，網格員發現、報告、辦理治安類事件1.4萬余件，消防、交通、食品安全類事件104.8萬余件，切實解決了人民群眾最直接最現實的民生問題。

    第三方社會問卷調研結果顯示，目前95.8%的受訪成都市民認可高品質和諧宜居生活社區建設，96.6%的市民認為社區面貌發生了可喜變化。

    “在現有探索基礎上，成都將按照四中全會要求，進一步完善改革舉措，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確保城市有變化、市民有實惠、社會有認同。”成都市委相關負責人說。（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