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文梅

    “你有高興的事嗎？”

    “沒有。”

    “那你有心事跟誰說呢？”

    “沒有誰。”

    “你給你媽媽打電話嗎？”

    “沒有。沒有媽媽電話號碼。”

    “那你有事怎么辦呢？”

    “不怎么辦……”

    這是2006年8月，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敬一丹與《新聞調查》欄目組在四川農村采訪留守兒童時，一個9歲男孩與她的對話。

    2006年，《新聞調查》播出了這期留守兒童節目。

    “當時采訪的時候，我就又心疼又擔心——一個9歲的孩子，跟人交流的時候竟然有如此深的隔閡和距離，將來他會變成什么樣？”

    時隔13年后的2019年8月末，在河北沽源某酒店大堂一個安靜的角落，敬一丹回憶起當年采訪過的那幾個留守兒童，依然充滿牽掛，心緒難平。

    作為中國老百姓最熟悉的央視主持人之一，敬一丹在《焦點訪談》工作了整整20年，與她名字和時間軸相關的還有《一丹話題》《東方時空》《新聞調查》和《感動中國》等幾檔知名電視欄目。穩健大氣又不失感性細膩的主持風格，讓她成為許多觀眾心目中值得親近和信賴的“國民大姐”。

    2015年4月30日，敬一丹最后一次主持《焦點訪談》。同一天，媒體公布了她正式退休的消息。其后為數不多的幾次媒體采訪中，敬一丹被問及最多的就是“退休之后有什么打算、會去做什么”之類的問題，她的答案幾乎都與公益有關。

    走下央視主播臺的近五年間，敬一丹將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入了公益，用行動證明了自己的選擇。她的丈夫、華泰保險公司董事長王梓木攜團隊發起的“小小鉛筆”公益項目于2014年啟動，以偏遠農村地區的支教活動為主，至今已堅持六年，先后走過20個省、市、自治區，幫扶國內34所學校。這些年來，敬一丹也一直是該活動的忠實參與者。此次與《公益時報》記者面對面，就是緣于“小小鉛筆”在河北省張家口市沽源縣長梁鄉寄宿制小學的公益探訪。

    那么如何看待公益？“公益的內涵絕不僅僅是給予，真正深入公益的人都會覺得，其實自己從中獲得的更多。”敬一丹如是說。

    《公益時報》：很多人站在外緣看公益，覺得很熱血、很激情，但真正深入其中去做公益項目的時候才發現并不容易。這方面你有沒有體會？

    僅就“小小鉛筆”這個公益項目而言，從最初立項、設計及至聯絡溝通這些前期的具體工作，我并沒有介入，但在后期參與過程中，我是有思考的。“小小鉛筆”公益活動立足于教育，主要體現于支教。而隨著近年國內教育發展形勢的變化，我們的支教內容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我們的“小小鉛筆”最初是給孩子們建電腦教室，捐贈一些文具和學習用品，盡可能提供一些物質幫助。隨著時間推移，你會感覺到，現在即使是一些窮鄉僻壤的鄉村學校，對物質的需求也不是唯一的，有的學校其實更需要另外一種支教，比如有關素質教育的一些內容，比如拓展孩子的視野，還有怎樣才能給孩子更多快樂，這些更多屬于精神層面的助力和支持，可能是當下孩子們成長過程中最為需要的。

    我在“小小鉛筆”活動中跟孩子們交流的主題是“我要說”。我告訴孩子們，“我”，意味著你在這個世界上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不管你生在城市或農村，不管你身處光鮮之地或無名角落，你都是獨一無二的，你可以有自己的思想；“要”，你要有愿望，要有作為一個正常人應有的各種追求和欲望，我們應當鼓勵孩子們擁有自己的愿望；“說”，你要有自己的表達。人可能有各種各樣的才能，每個人表達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的孩子是通過繪畫、跳舞、唱歌等這些藝術的表達方式呈現自己，而說話則是一種最基本的表達方式，不管將來做什么，它都應該是一種基本能力。所以我對孩子們說：“你們要勇于通過說話來表達，我也相信你們每個人都有這種潛質。”

    現在每當我走到孩子們中間，這（鼓勵每個孩子大膽表達自我）就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我覺得這件事的意義甚至超過了送給他們一些文具或者其他物質上的幫助。

    這次我們來張家口開展“小小鉛筆”活動，我覺得最有意義的是，除了給當地學校捐贈電腦教室以外，華泰保險還和中國兒童中心合作，請來美術老師，送給孩子們十個月的美術課支持，既培養孩子們的美術素質，同時也培養他們的美術老師。我特別欣賞這種做法，這就是適應今天需要的一種支教。在此過程中，我也在思考一個問題：在今天的教育環境下，我們的支教要如何做到“雪中送炭”？其實這個“炭”是因校而異、因人而異的。

    《公益時報》：作為央視資深主持人，你經歷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轉型等最重要的幾個節點。你曾說“道德問題”一度成了自己職業生涯中最為困惑的事情，不知道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你是否有了答案？

    敬一丹：只有探尋，沒有答案。我們做的每一期節目都不是句號，都是逗號、刪節號，都等待著下一個探尋。當年我辦《一丹話題》的時候，是把一些問題停在了道德問題的層面，然后我就去了《焦點訪談》。到《焦點訪談》之后，依然有一些問題是持續關注的，好像幾乎是我從業一直到退休，這么多年始終在持續關注某些相同的問題。比如說教育、貧困，而且教育和貧困經常是纏繞在一起的，且一直持續到現在。我們記錄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媒體人該做的。記錄它，不一定能夠解決它，但記錄它可能會喚起更多人對它的關注，也許可以推動它往前走一步，走一步也是好的。你不可能說，我們做一個節目就能促成一個問題徹底解決，那就對我們這個工作認知過于簡單了。

    留守兒童剛剛出現的時候，我就開始關注這種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特殊現象，它既是經濟問題，又是教育問題，還是社會問題，最終引發了個人命運問題。最初我做經濟節目的時候，關注的是流動人口，那時候這個群體被稱為“農民工”，再后來叫“進城務工人員”，這些稱呼也在隨著社會的發展在不停地變化。當這些人慢慢在城市增多，不知不覺他們身后也多了一群孩子在出生和長大，留守兒童出現了，同時生活在城市邊緣的務工人員的孩子也出現了，打工子弟群體因此形成，這些我一直都在關注。

    13年前我曾經做了一期節目就叫“留守兒童”，今年8月初，我到四川回訪了13年前我采訪的三個留守兒童。按說13年后的我已經都退休了，為什么還要去回訪呢？因為我退休的時候曾寫了一本書叫做《我遇到你》，在那本書里有一章叫“草樣年華”，這一章里收錄的都是我采訪過的孩子，這些孩子都是有著不同的困境，都是在很邊緣、很角落的地方默默生長著，有著像草一樣強大的生命力，但有時是被忽略的。他們不是“花樣年華”，他們是“草樣年華”。比如說“艾滋孤兒”、麻風村的孩子、被忽略的女童、打工子弟和留守兒童。

    那時候我就想，退休以后，是否能有一種方式讓我與他們再度相遇。我特別想知道，在這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后來的他們變成了什么樣子？他們個人的命運會怎樣呢？他們個人的變化又折射出社會的哪些變化呢?終于，就在這個夏天，我和《新聞調查》的原班人馬，又回到了四川的邛崍和遂寧，去尋找我們當年采訪的留守兒童。這三個孩子都找到了，他們都已經長大成人，有的已經成了媽媽。我很欣慰的是，他們還好，沒有像我當年擔憂的那樣，成為“問題兒童”。

    但現在問題是，他們的孩子又成了新一代的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仍在外打工。變化在于，新一代外出務工者所從事的工作，不像父輩那樣蓋房子、修路等單純出苦力的體力工種，他們現在做的是安裝互聯網寬帶、開塔吊、設計城市街道的廣告牌等相對富有技術含量的工作。而且他們擁有了非常便捷的通訊條件，可以每天和自己的孩子視頻，這就使得孩子不像他們當年那樣，有那么多的思念之苦，以至于帶來性格上的封閉和扭曲。

    （下轉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