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淯心 石浩天

    公益就是捐錢，這還是很多中國人心中公益的直接印象。

    8月15日，民政部發布2018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8年底，全年有1072.0萬人次在民政領域提供了2388.7萬小時的志愿服務;全國社會組織捐贈收入達919.7億元，比上年增長26.1%。

    這一數據比1999年有著指數級增長。1999年時，全年民政部門組織籌集的社會捐贈資金及物資折合金額16.4億元。

    作為行業資深專家，《公益時報》社社長劉京回憶，1999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捐贈法》正式生效時，時任民政部部長的崔乃夫曾說，公益事業將來肯定成為現代社會治理的一個組成部分。

    如崔乃夫所預言，當代中國公益曾伴隨著國人度過了非典、抗擊了洪水、挺住了汶川地震，如今的中國公益不僅深入攻堅扶貧前線，也在為我們身邊的美好社區默默耕耘，2018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8年底，全國共有各類社區服務機構和設施42.7萬個。城市社區綜合服務設施覆蓋率78.7%，農村社區綜合服務設施覆蓋率45.3%。社區志愿服務組織（團體）12.9萬個。

    當然，時代從未曾停止對公益中國的考驗，放眼全球與未來中國公益事業的發展，劉京表示，目前我國企業家捐助占比93%，但美國的公益資金82%卻來源于公眾；據民政部數據顯示，目前最方便大眾參與的互聯網公益在2018全年募集善款31.7億元，騰訊公益、螞蟻金服、阿里巴巴公益三家共募集28.35億元，占比約九成，中國公益走向“公益中國”還大有可為。

    1999年：

    國家公益事業的關鍵節點

    1999年以前的當代中國公益蹣跚起步。有一個家喻戶曉的公益項目在當時備受爭議，但現在很多人并不知道這原來竟是一項公益：現名為“中國福利彩票”的“中國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券”。

    1986年春天，時任民政部部長的崔乃夫面對民政部的資金缺口，有了一個構想：用發行彩票的形式募集社會福利公益基金。在當時改革開放初期，國人對彩票仍存偏見，而用彩票做公益服務民生，更是被驚為“天方夜譚”。

    經過一年多的爭議與準備，1987年7月，中國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券以及與此配套的《發行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券試行辦法》正式在國家層面發行，在全國開設10個試點省市。從1987年最后兩個季度的1739.5萬元銷售額，到1989年的3.76億元，福利彩票這一形式獲得民眾的認可也用了近兩年時間。

    1989年，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成立，同年10月，時任理事長劉延東在會上宣布，建立我國第一個“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基金”，長期實施“希望工程”。提起手握鉛筆頭凝視前方的“大眼睛女孩兒”蘇明娟海報，這是很多人會聯想到一個畫面。作為新中國改革開放后首批公益項目之一的希望工程，已經累計募集捐款53億多元人民幣，資助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逾338萬名，建設希望小學15444所。

    十年之后，1999年公益捐贈法成功立法，中國公益自此有法可依，原先幾家公募基金會各自為戰的公益格局也向著全國性的公益事業全面推進。

    此時的崔乃夫也在設想著將公益事業做得更深更廣，公益時報的創辦就是這個大公益格局的一個縮影，劉京提到，1999年公益捐贈法立法后，時任民政部副部長的徐瑞新、黨組成員楊建昌曾一起研究，商討創辦一家公益的媒體，或者說公益發展的媒體。

    對于劉京來說，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抉擇，因為沒有人認為他會脫離體制身份去創辦一家報社——1979年入職民政部，曾擔任領導秘書，在多個部屬業務司局和企業工作了20年，未來無論是從事行政管理還是企業運營，在他人看來都是前途不可限量。然而，他還是毅然選擇辦這份以公益命名的報紙。

    2004年：

    企業家捐贈走上歷史舞臺

    2004年，《公益時報》首次發布中國慈善排行榜，而這一排行榜得以發布的邏輯前提是，中國已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參與到公益事業當中，不能單純靠一張新聞紙來推動企業家向慈善家轉變。

    一年之前，也就是2003年“非典”時期，公益展露頭角，據公益時報統計，截至2003年7月31日，全國共接收社會捐贈款物40.74億元，其中內地企業、個人捐贈27.44億元，占比67.3%，黨政機關及事業、社團組織捐贈6.1億元，占比15%;與捐贈方以民間力量占多數的情況相反，接收一方在“非典”時期仍被官方壟斷，民政部門、衛生部門、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及地方分會接收捐贈款物共占比93.2%，而剩余6.8%也由相關指定機構接收，面向公眾的公募基金會仍是企業和個人獻出愛心為數不多的渠道。

    這一情況也在2004年有了劃時段意義的改變：2004年2月，國務院通過《基金會管理條例》，正式認可非公募基金會;2005年6月，我國首個非公募基金會，香江社會救助基金會在香江集團總裁翟美卿的倡導下創立，成為我國首個由民營企業出資創辦的基金會。

    2005年1月，牛根生攜家人捐贈了蒙牛乳業全部股份，并約定：在他有生之年，該等股份紅利所得的51%歸老牛基金會，49%歸個人支配(而實際執行比例為，紅利的67%歸老牛基金會，33%歸個人支配);而待他天年之后，該等股份的紅利100%歸老牛基金會，家人只領取相當于北京、上海、廣州三地平均工資的生活費。

    2010年5月4日，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簽署了捐贈協議，向西南五省（區、市）干旱災區貧困農戶捐贈兩億元善款。但曹德旺同時要求，中國扶貧基金會必須在半年內，以每戶2000元的標準發放到滇、桂、渝、黔、川的近10萬農戶手中，管理費不超過3%，差錯率不得超過1%,否則按超出部分的30倍賠償。最終，雙方敲定管理費為600萬元，為捐款額度的3%。曹得旺要求捐款不能給當官的，也不能給有錢的，差錯率要控制在1%以內。若誤差超過1%,即按超出部分的30倍予以賠償，但最高賠償額不超過600萬。曹德旺對這一近乎苛刻的要求表示：“事情做細些就不會錯，還能防止被人冒領。”

    2010年11月,兩億扶貧善款項目基本完成。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組成的評估團隊對項目進行了綜合評估，數據顯示，缺損比例為0.85%,低于捐方1%的標準，達到曹德旺的要求。對于投身慈善多年的曹德旺來說，選擇問責是第一次，但此前他在別處的錢也都“花得很明白”。曹德旺不止一次告訴媒體，即便在慈善領域，他也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制度和邏輯。對于他來說，這這場“對賭”兩億元的捐款是個試驗，曹德旺也因此排在了當年《公益時報》中國慈善榜的首位。

    2016年《慈善法》通過后，公募基金會數量增加的速度大幅下降。據基金會中心網數據中心實時統計，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國范圍內已經注冊的基金會數量達5545家，比2015年同期的基金會數量增加674家，年增長率為13.84%。其中，全國共有1565家公募基金會，占全國已注冊基金會總數的28%;還有3980家非公募基金會，占全國已注冊基金會總數的72%，以企業家為代表的民間資本對善款的出資、運營和捐贈蔚然成風。

    從全民公益的層面上來說，中國公益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堆積在財富沙漏上方的巨大公益勢能何時落到更廣闊的大眾平面還是一個未知數。

    2011年：

    公益全民化

    比起被過分關注的浮于公益表面的數字，全民公益的心態尚未在全社會得到普及。

    基金會在這個時期有了一個觀念上重要改變，從前都是捐贈人拿著公益產品去募捐找公益項目，這時出現了通過發現社會問題，做成公益產品，再到募資的過程，更像是一個金融產品。

    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在國際中并不算高的人均GDP水平，公民個人想貢獻自己微薄的力量若沒有互聯網渠道的支持，不僅會加大實體慈善機構募集和統計的工作負擔，更可能面臨善路不通的困境。也在此時，互聯網募捐出現，這為全民公益提供了便捷度。

    移動互聯網時代，公益慈善打開了新大門，朝著精細化、全民化、廣覆蓋的趨勢發展。各類網絡慈善形式通過社交的強關系性，為需要幫助的人提供高效便捷的籌款渠道，對傳統慈善進行有益補充。

    2016年9月，我國慈善制度建設的第一部基礎性、綜合性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正式施行，規定沒有獲得公開募捐資格的個人和組織不得在網上公開募捐。民政部隨后公布了首批13家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

    2017年，互聯網慈善將進入監管元年。相關部門將進一步建設慈善組織信息發布平臺，對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進行隨機檢查，同時進一步發動社會監督，建立公眾投訴舉報郵箱。國家將通過強有力的硬性指標，確保慈善事業在陽光下運作。

    據民政部慈善事業促進和社會工作司副司長孟志強介紹，2018年，網民點擊、關注和參與慈善超過84.6億人次，一些基金會的網絡募捐已經占到捐贈總收入的80%以上。

    互聯網公益在成為我國全民公益一個重要渠道的同時，對比2018全年31.7億元的互聯網善款，與騰訊公益、螞蟻金服、阿里巴巴公益三家獨占九成的現狀來看，籌集金額、機構數量以及善款去向等的匱乏也不容忽視。

    （據《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