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高文興

    5年前，當我的一位前同事登記成為第17號器官捐贈志愿者之時，誰也想不到，如今這一數字已經驟升至132萬，在3年前，這一數字也僅緩慢地“爬”到了8萬而已；但對比國內每年約30萬的器官移植需求，這個成績顯然太容易被掩蓋掉，相比起政策和制度，恐怕最大的發展障礙仍然是人們對器官捐獻的意愿。

    漫長停滯后的各地嘗試

    我國人體器官移植開始于上世紀60年代，經歷了初期的嘗試、中期的停滯以及現在的快速發展，其道路坎坷不平。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境內的器官移植來源主要依靠死囚，盡管法律規定死囚也應“自愿捐贈器官”，但執行上的漏洞讓這一話題成為了難以公開討論的“灰色地帶”。

    2005年，面對西方國家的質疑，著名肝膽外科專家、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黃潔夫在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的衛生高層會議上坦承了中國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主要來源的事實。這是中國首次就這一問題向國際社會正面回應，也是首次表明了中國將推進移植事業改革的決心。

    十年后，中國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獻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宣布這一消息的，仍然是黃潔夫。

    而這十年期間，中國各地的先行探索作出的貢獻不可忽視。

    深圳市于2003年8月率先制定了第一部器官移植地方性法規——《深圳經濟特區人體器官捐獻移植條例》，福建省于2005年通過實施了《福建省遺體和器官捐獻條例》。

    2010年1月，國家衛生部正式委托中國紅十字會作為獨立的第三方公益組織，來承擔器官捐獻工作。當年3月，器官捐獻試點正式啟動。

    這一年夏天，內蒙古巴彥淖爾盟一個10歲女孩遇車禍，經搶救無效死亡。女孩的父親主動向當地醫院表示有意捐獻女兒的器官。經多方輾轉聯系，天津市紅十字會協調員前往內蒙古，最終實現了女孩的器官捐獻。

    這是當年天津市成為首批器官捐獻試點城市之后的成功捐獻案例之一。試點工作開展兩年后，《天津市人體器官捐獻條例》應時出臺，正式實施時間是2013年3月1日。

    2013年，器官捐獻工作正式在全國鋪開。8月，衛計委印發了《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試行)》。按照該辦法，省級衛生部門將負責在省內組建一個或多個獨立于醫院器官移植團隊的器官獲取組織（OPO），負責捐獻器官的獲取。每一個捐獻出的人體器官都必須進入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綜合等待患者的病情、血型、年齡、地域的因素，接受公平的自動分配。

    志愿者登記啟動

    政策及制度出臺之后，千呼萬喚的器官捐贈平臺終于浮出水面。

    2014年3月19日，我國首個器官捐獻志愿者登記網開通，其背后是由國家衛生計生委、港澳臺辦公室、國際扶輪社3450地區、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共同合作實施的人體器官捐獻合作項目。

    登記起來很簡單，只需要輸入姓名、有效證件號碼、手機號，選擇想要捐贈的器官類別，然后可以拿到一個電子版捐贈證書。

    1個月后，中國紅十字總會下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也開通了志愿登記系統，其登記內容多了現居地址和戶籍地址、電子郵箱，并可選填家屬信息。

    但直到2016年底前，這兩個平臺的總共登記人數僅有8萬左右，這遠遠無法與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相匹配。

    2016年12月22日，原衛計委下屬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在支付寶醫療服務平臺上線了“器官捐贈登記”功能。兩個月后，這個數字增長了兩萬。

    今天我們再次查詢這一數字時，它已來到1320406（截至5月26日），其中“90后”登記者超過一半。年輕人和互聯網平臺的加入正助推器官捐獻被更多人接受。

    征途尚遠

    成績雖然足夠“漂亮”，但相比起我國器官移植的整體狀況，這一成績不免失色下來。

    我國是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國，每年有大約30萬的重病患者需要器官移植，由于最終器官的實際捐獻數量稀少，很多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的過程中死去。

    2015年，中國成功完成肝臟移植2000多例、腎移植5367例，但2015年肝臟移植需求者新增4000多人，腎臟移植需求者新增了1萬多人，供需差距進一步擴大，僅肝臟移植就有500多人同時在同一家醫院等待，腎臟移植有2000多人在同一家醫院等待。

    雖然是三年前的數據，但足以讓人感受到器官捐獻和需求之間的嚴重不對等。

    由于我國器官捐獻工作啟動較晚，遺體和器官捐獻的公眾知曉度和支持度仍然不高，器官捐獻的意愿仍然是阻礙該領域發展的重要因素。

    現任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理事長的黃潔夫日前表示，目前我國器官移植供需仍不平衡，亟需喚起公眾對器官捐獻的認識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