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通勤路上，徐紅艷開始與社區居委會溝通當天下午的活動——她要和同事一起為某社區80歲以上老人舉辦一場集體生日會。但上午還要先走訪社區里幾戶空巢獨居老人。下午活動結束后，她回到辦公室，與團隊回顧、反思當天的活動情況。匆忙吃完晚飯，她開始寫下午活動的書面總結，以準備幾個月后項目結項報告。

    這是北京市海淀區揚帆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社工徐紅艷平常的一天。

    社會工作者，簡稱“社工”，許多人可能會把他們混淆于利用閑暇獻愛心的“志愿者”。實際上，社工是在社會福利、殘障康復、醫療衛生、青少年服務等社會服務機構中，從事非盈利、專門性社會服務工作的專業人員，在中國內地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他們幫助服刑犯人安置子女，為家暴受害者提供臨時庇護，協助失業、貧困者申請補助，為早早放學的兒童開設“四點半課堂”……社工將社會關懷延續到政府公共服務尚未顧及周全的角落。

    根據民政部2018年發布的統計數據，中國內地社工專業人才達102萬，但還不到總人口0.8‰，較發達國家和地區2‰左右的比例仍有差距。

    “我以前也是留守兒童，在親戚、鄰居的照顧下長大。那種和睦的環境，是我期待中社會的樣子。”徐紅艷這樣解釋她做社工的初衷。自2015年碩士畢業，她已在社工一線干了近四年。

    徐紅艷為社區老人組織活動時，曾遇到一對退休前頗有建樹的老夫婦。因和子女不睦，兩人終日郁郁不樂，老爺子甚至有輕微抑郁癥。一個多月后，在最后一次活動中，徐紅艷組織老人們表演才藝。“那么一個小活動，沒想到老爺子看著表演，突然哭了。”徐紅艷記得老人說，他在維也納看演奏的時候，都沒有那么開心。“是身邊的人帶來的溫暖讓他那么感動。”徐紅艷回憶：“老夫婦把自己封閉在失望的家庭環境里，我們帶他們走到社區，看到別的老人如何積極生活，也受到別的老人勸慰、鼓勵。老婆婆告訴我，好久沒見老伴兒那么開心，她要在社工走后把活動繼續做下去。”

    徐紅艷還曾服務過一位獨居老太太。老太太六十多歲，一直未婚，多病。親人只剩兩個姐妹，卻住得遠。“平時沒人陪她說話，來自家庭的支持幾乎沒有。”徐紅艷說，居委會志愿者想幫老太太，但她總是故意不開門、不接電話，居委會就委托社工去做干預。“一般人容易覺得她矯情，其實從心理學角度，老太太只是想博得更多關注。”通過多次聊天，徐紅艷漸漸了解，老太太是個極要強的人，不能接受自己衰老、體弱、需要幫助，感覺自己沒有價值，所以屢次打電話說“死了算了”。只要接到這種危險訊號，徐紅艷就即刻趕去安撫老人。

    經過近一年的陪伴和引導，老太太漸漸化解對衰老的不理性認知，改變了生活狀態。

    “家庭沒能帶給他們的溫暖，社工的服務帶來了。”徐紅艷說。“一點點用心，也許會改變一個老人晚年的幸福程度。”

    但是，助人的社工，有時卻在“自助”上頗為窘迫。

    根據上海青翼社會工作人才服務中心發布的2017年全國社工工資調研報告，全國80.67%的社工有本科及以上學歷，但七成社工月收入不到4000元人民幣。2017年北京市社工月平均工資為7256元，但同年北京市職工月平均工資為8467元。

    然而，工資低并非世界社工普遍情況。例如，根據香港2014年《非政府社福機構薪酬及福利機制研究報告》，香港本科及以上的社工薪資中位數達16825港幣，高于香港雇員月工資中位數14800港幣。

    國家開放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副院長徐健解釋，內地社工機構的運作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購買服務的資金，但項目資金對人員費用計入不足，故社工機構在項目運作和社工工資上左支右絀。

    “我常常想，我受過不錯的教育，也努力地工作，為什么會連房租都交不起？”去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社工碩士學位的黃力對記者說。

    黃力回國后進入了北京一家兒童公益機構。“錢少，活兒多，還沒有社工機構該有的溫情。”黃力認為，這跟機構需要不停地接項目以獲得資金有關。“機構在很大的生存壓力下，總有寫不完的投標文書要加班趕工，每個項目都難以做精。同事們都很忙，沒人有工夫帶新人。”

    徐健告訴記者，目前政府跟社工機構簽項目往往一年一簽，結項后又要重新競標。作為服務于人的項目，期限太短，難見成效；同時造成社工機構資金來源不穩定，在項目間疲于奔命。他表示，如果政府的管理模式能有所改善，社工們或許能從容一些。

    去年秋招時，黃力的家人和朋友都鼓動她換個薪資高的工作。黃力并非來自殷實之家，讀本科時曾申請貧困家庭補助。面對經濟壓力，她非常糾結，但還是決定堅持。

    “我這種家庭，做什么都挺難的，不如堅持我認為有意義的工作。”黃力說。“不能都去賺錢的行業啊，社會角落的問題需要社工。”

    徐紅艷則說，唯一動搖的時候，就是想到自己可以幫助很多人，卻無法陪伴親人。而她的父母跟許多老百姓一樣，不明白社工是干什么的。

    聊到種種短期難有轉機的困難，徐紅艷卻未抱怨。“我不久前去看了改革開放40年展覽，覺得國家的發展也經歷了很多曲折。社工是一個新的領域，它在慢慢地完善，我們也要給政府多一些時間去規范管理，給大眾多一些時間去了解、認同社工。”

    （據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