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于俊如

    “我為什么老被別人罵？就是因為我試圖說明這個世界的真實。”曾曉東說。

    在為數不多的公開報道中，曾曉東的觀點總能引起爭議。作為教育領域的專家，曾曉東更多的是在踏踏實實地做調查研究，是典型的研究型學者，推動政策改變的同時，也成為很多公益組織的智囊。

    在曾曉東看來，我國的基礎教育現狀是，應試教育框架下縣城的超大規模學校和小規模村小并存，處在一種兩極化的狀態下，也好像找不到破局的這個開口。

    她用“行百里者半九十”這句話來形容我國當前基礎教育所面臨的現狀，剩下這一部分將是最難解決的問題，需要花大力氣去解決。

    而公益組織作為社會發展力量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工業化體系缺少“人”的情況下，能夠引入“人”的資源，能夠引入創新等智力資源，能夠推動教育改革。

    但是公益組織也面臨著轉型的問題。“以情懷代替一切，到了該說不的時候了。”曾曉東說，公益組織需要從資源給予轉變為給思想，給新鮮的空氣，給新的思維方式。

    12月21日，2018中國公益年會將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開幕，曾曉東作為教育領域的專家受邀將在年會上從教育的角度進行分享。

    《公益時報》：你曾參與聯合國的兒童早期發展項目，也曾做過北京地區基礎教育的調查，更是給公益組織出謀劃策，請結合您的經歷與調查成果，談談我國當前基礎教育的現狀是怎樣的？

    曾曉東：城市化進程，導致農村教育整個呈現衰落狀態。大部分人都走了，跑到城市里去，留下來的就成為最少的或者最后的那15%。“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的這15%是最難解決的問題。這是中國農村教育目前存在的一個基本狀況。

    從現象層面上講，縣城的中小學人滿為患，很多到了八九十人一個班。反之，村子里面的小學多是四五十人。在農村，真正還在鄉村居住并把孩子留在鄉村讀書的人，是很少一部分了。

    從資源配置上講，這給政府配置資源帶來了極大的麻煩。一方面，再小的學校也得派老師，老師還越來越不愿意去。過去民辦教師在很大程度就是農民，現在老師是城市的人，“開車去上課，下課開車回家”。這時候再派到山區去工作，難度就更大了。另一方面，小規模學校管理成本也很高。

    2012年前后，教育部希望合理地進行撤點并校，因為有節省資金、節省工作難度、解決派老師難、提高教育質量等優點，地方政府將這個事情迅速完成，但是因為操作過急而不得不叫停。

    可是農村小規模學校究竟應該怎么發展？

    目前是，農村小規模學校與縣城超大規模學校、超大規模班級并存，教師的質量不斷提高，但是教師作為國家公共雇員的屬性也越來越顯現出來。教師越來越成為一個公共部門的雇員，而不是鄉村社區的組成部分，結果是越來越和鄉村脫離了。

    從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上來說，因為大家處在一個大規模班級的教學里面，完全的應試教育，縣城的教學方式和教學改革非常難以突破，教師的配置也很難體現效率。

    而農村小規模學校，由于更多的人離開，導致學校的教學質量或者教學秩序，非常不正規，被遠遠地甩在后面。

    從人文的角度來說，教師越來越成為公共雇員是一件好事，但是他們越來越脫離鄉村社區。

    結果是，應試教育框架下縣城的學校和村小都處在一種兩個極化的狀態下，都好像找不到破局的這個開口。

    《公益時報》：這樣的問題如何有解決的辦法？

    曾曉東：教學改革沒有辦法推進，大家都還是沿著應試教育的軌道在走，甚至小學也是按照這個軌道在走，這就沒有辦法適應新的時代，培養孩子們一些核心的素養。老師越來越成為公共部門的雇員，而不成為農村社區的組成部分。

    《小學老師為什么這么忙？——典型一天的制度分析》一文對老師的觀察發現，老師的工作里面有1/3多一點才是做它的本職，剩下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應對整個行政體系對他各種各樣的要求。在工作時間分配上來說，他已經變成了公共部門的雇員，越來越成為一個龐大的體系的組成部分，而遠離農村社區。

    中國目前的教育就進入到了發達國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歷的水平階段，就是體系化、完善、規范，完整地按照官僚主義的這套規則來運行，程序主義、程序正確越來越突出，大概就是這個目前的狀態。

    《公益時報》：教師越來越脫離農村社區？只有1/3的時間在做本職工作？

    曾曉東：農村社區是指農村的社會生活，農村學校是農村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小孩子表演節目、參與農村勞動，就是農村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以村為單位，家長對老師非常了解，能夠隨時交流。但是現在，你會發現鄉村有一個大門關上了，不允許別人進去。在村里面工作的老師和當地村民沒有什么關系，甚至不認識，因為他們是行政體系派下去的，團隊人際交往完全是一個獨立于農村社區的。

    這樣一個體系化的，從上到下分好多層的龐大教育體系，我們稱之為“體制官僚主義”。這不是一個貶義詞，它只是從過去村村辦小學、很不正規，到今天完全正規，變成一個完全龐大的整個工業體系當中的組成部分，是工業化的產物。

    教師身處這個體系當中，大部分時間要用來應對行政體系要求的公開課活動、精神文明創建、精準扶貧、各種評比等，因為老師是財政供養人員。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其實是進步的表現。

    大家不要用過去田園牧歌式的東西，來追究今天工業化時代的產物。鄉村的生活不是那么美好，工業時代建立起秩序，是標準化和程序的開始。現在整個的教育從課程、考試、課標等完全建立起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么大的一個國家，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工業社會時代的教學體系，很了不起，當然問題同樣很多。

    這個世界你會發現，它沒有完美的，公共政策就是妥協。我為什么老被別人罵？就是因為我試圖說明這個世界的真實。

    《公益時報》：最后這15%該怎么解決？

    曾曉東：“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的15%是要占據你整個經歷里的一半，你才能夠很好地解決，所以現在還沒有解決辦法，還在探索。

    現在建立起一個符合工業化時代的龐大教育體系，好嗎？好！規矩、標準、完整！但是它的問題也是非常突出的，這也是西方發達國家上世紀70年代以后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就是它是非人格的，只有機器，只有秩序，只有標準、程序，沒有“人”。

    不管是鄉村學校，連大學現在是這樣，沒有“人”。

    《公益時報》：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全社會慈善捐贈總額達1499.86億元。其中，社會捐贈最關注最高的領域是教育，占捐贈總量的27.44%。在你看來，公益對于改善基礎教育，尤其是西部基礎教育有多大的作用？成效如何？

    曾曉東：不光是中國，全世界各國對于教育的社會捐助都是占大部分。所以這些年來，對中國基礎教育，特別是對農村或者弱勢群體的教育關注最多。其實有很多報道都是從公益組織出來的，就是他們在做公益的過程中，發現了農村教育或者是弱勢群體教育當中存在的問題，比如說小規模學校，最后剩在農村的那些孩子、打工子弟學校等，這些都是公益組織關注的話題。

    但是目前，很多文章說，農村的校舍、圖書、技術設備等都很不錯了，還應該怎么弄？公益組織也面臨著轉型。

    這個過程當中，公益組織面臨的轉型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么龐大的機器轉型起來比較難，一個老師在這里邊就是個螺絲釘，能動性有限。公益組織還是應該作為一個社會力量的組成部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把一些新的東西給引入到這樣一個龐大的體系里面去，所以要從過去替政府干活，轉變為要做一些政府干不了的活，比如說創新、改革。公益組織可以引入一些智力資源，從給東西轉變為給思想，給新的思維方式。

    《公益時報》：有沒有做得比較好的案例？

    曾曉東：農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教育教學非常難以改變，有些公益組織開展的支教活動、引入新課程等，能夠給這些孩子帶來一些很快樂的東西，開始有了“人”的存在，有了人與人的尊重。

    但是，因為支教的歷史比較短，技術水平以及支教本身的裝備、培訓質量，我覺得還不是很高，所以公益組織現在要從那種資源提供走向專業支持，就變得非常考驗人了。

    目前我覺得有兩個項目做得還不錯。一個是西部陽光基金會的橋畔計劃，在學前教育這塊做了一個房子，可以拆解，隨便流動，房子里邊配了材料、標準、教師的培訓要求以及教師的教育課程等。（下轉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