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8版） 

    《公益時報》：在你看來何謂真正的“企業家精神”？

    徐永光：所謂“企業家精神”，它一定是給社會創造價值，而且這些企業家也一定具有創新和冒險精神。其實創新精神和冒險精神是聯系在一起的，而且我覺得這種精神多半已經超越了簡單的個人物質訴求，而是基于為社會創造價值的創新和冒險。它一定是正向的、為了社會更加美好所做的努力。這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種社會情懷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我不會做一個平庸的跟班

    《公益時報》：現在對你的評價兩極分化。有人說你是中國公益圈的一桿大旗，引領著公益組織前進的方向；還有一種說你太激進太冒進了，萬一你“把隊伍帶偏了”怎么辦？

    徐永光：記得我在團中央的時候就說過一句話：“團的干部不能做官，要兼職，兼職才可以將精英聚攏。”而且當時我還提出很多改革的想法，那時就有人罵我，說“團中央出了叛徒”。現在你再來看，團中央省里的書記都要兼職的。其實我那些想法差不多超前了30年。我跟大家說，我們國家在改革開放、體制創新的過程中有三種人——一種是反對改革的保守派，一種是推動改革的激進派，還有一種中庸派。而我選擇做激進派。激進派當然不會四平八穩，說這個也對那個也對，我一定要說出一些人家可能不接受的東西，或者是超前的觀點。假如徐永光扮演一個中庸的人，那么我在這行業還有什么價值嗎？我不會選擇去做一個平庸的跟班的，我當然是要在前面沖的。而事實證明到現在為止，我還是把握了創新變革的前瞻性。

    《公益時報》：你如此有把握和自信的依據來自于？

    徐永光：我早20年前就把有些東西都已經看明白了。1999年，我提出互聯網公益的“三性”——選擇性、透明性、便捷性。2000年，我就讓青基會通過互聯網募捐。也是在2000年那年，我跟搜狐張朝陽對話，那時我就定義了互聯網應信息產品共享性采取以公益的手段做商業的經營路線。后來我又發現社會企業可以用商業的手段來做公益，這就出現了免費的商業和收費的公益，顛覆了我們多年來陳舊的思維和觀念。這些東西，是在干中思考得來的，再加上頭腦好使，就會有所發現。還有，你就問我有什么是沒有做過的事？我當過兵，行伍出身；做過工人，車鉗刨銑焊我全會，而且都是無師自通；我經歷過“文革”；我在體制里面待過，做過不大不小的官；做公益，辦過公募基金會、非公募基金會，還有基金會中心網、“新公民學校”等完全都是草根的；20多年前就做了社會企業三辰影庫公司，企圖推動教育信息化，做了中小學音像電子館，為了走科普內容卡通化道路，制作了3800集《藍貓淘氣三千問》，中央電視臺天天播，我是出品人你知道嗎？我一生摸爬滾打走過來的，知道什么好，什么并不好。敢于直言，但不會胡說八道。

    《公益時報》：你認為自己完全有能力帶著中國公益人走這么一段路，而且不會帶偏？

    徐永光：首先我知道我自己是對的。這種“正確性”甚至在國際范圍都是領先的。我倡導的一些國內基金會的投資模式，國外同行聽了都覺得不可思議，認為很棒，很具獨創性。

    《公益時報》：如果要讓你列舉迄今為止自己在中國公益界做過的三件事并且排序，你的答案是？

    徐永光：毫無疑問——希望工程第一，南都基金會第二，基金會中心網第三。

    《公益時報》：你對中國公益年會有著什么樣的期許和希望？

    徐永光：阿里巴巴研究院的梁春曉說：“阿里巴巴是站在后天研究明天，選擇今天的路。”我說，中國的公益行業卻是“睡在昨天的夢里混今天”。這種現狀必須得到改變。我覺得中國公益年會在十年之內，要始終圍繞著一個主題來辦：創新和突破。不要再拿著那些在業界早已經過時的問題討論來討論去，無甚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