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王心怡

    “全民剁手日”雙11剛剛過去，阿里巴巴平臺數據顯示，僅用2分5秒，今年“雙11”的成交額就已超過100億元。去年達到這一成績，花了3分1秒；而五年前，則用了接近6小時。

    值得關注的是，據國家郵政局預計，今年“雙11”包裹將超過18.7億件，比去年同期增長25%，最高日處理量可能達到4.1億件，比去年增長23.9%。

    而過去的2017年，中國快遞共消耗近200億個快遞塑料袋，從總量上比美國、日本、歐盟加起來還多，全部排起來可以繞地球赤道225圈。

    過去三年里，中國一線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增量的80%至90%，均來自快遞包裝和外賣餐盒，一次性快遞塑料袋基本占據了電商包裝的50%。

    面對這些讓人驚掉下巴的數據，有一個問題我們不得不思考，這些包裹的包裝，究竟該如何處理？

    清華畢業后又去美國喬治城大學攻讀了碩士的王曦，在2016年開始研究快遞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產品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并把目光放在解決一次性快遞塑料袋垃圾的問題上。

    目前，王曦創辦的VLOOP蔚路循環已經在11所高校推廣可循環使用的環保袋。雙11的前夕，《公益時報》記者和王曦開啟了關于一次性塑料垃圾問題的探討。

    誰來為環保成本買單

    《公益時報》：蔚路循環是以怎么樣的形式解決環境問題的？

    王曦：創辦VLOOP蔚路循環，是希望找到一個切實可行的環保路徑，而這條路徑就是循環使用。這意味著消費者收到循環袋以后不要丟棄，而是把它歸還到最近的循環桶里，當循環桶滿了，會有專人統一收集進行消毒后再送往賣家使用。破損的要么作為回料再加工成新袋子，要么在堆肥條件下安全回歸大自然，進而實現全生命周期的環保。

    在VLOOP循環模式中，消費者需為循環袋繳納一次性押金9.99元，并在每次歸還時繳納0.5元使用費。循環袋可以使用30~50次，相當于從源頭上減少了30~50個塑料袋。

    《公益時報》：為什么選擇收費的形式？

    王曦：我們想讓大家知道環保是有成本的，需要有人持續地為環保成本來買單。循環袋要循環使用30~50次，勢必要比普通快遞袋更結實、做工要更好，這從材料成本上就是要貴一些的。其次，袋子收集、運輸到、消毒，然后再運輸給賣家使用，每一步都有實實在在的運營成本。

    這個成本要由誰來承擔呢?在大學校園做環保宣講時，有一些大學生說環保成本應該由賣家承擔，我通常會問他賣家可以承擔，但賣家承擔的這個錢最后會落在誰的頭上呢？

    然后有一些同學會說應該由政府承擔，我就會問大家，政府的錢來自于哪里呢？如果政府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新收一筆稅，這個稅還是要從我們身上出。

    既然大家覺得解決塑料垃圾問題是全社會的共識，我們也承認環保是要有成本的，那為什么消費者不從第一天就明確地知道我到底花了多少錢，解決了什么樣的環保問題，做出了多少環保貢獻？

    所以，蔚路循環實際上是在踐行消費者責任延伸制，我們把蔚路循環定義為社會型企業，是可持續地解決一個問題。

    從大學生開始推廣

    《公益時報》：目前蔚路循環工作的進展如何？下一步有何計劃？

    王曦：蔚路循環項目發起已經快兩年了，真正模式落地是在今年4月份。目前已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中國美術學院、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等11所高校進行推廣，已在浙江傳媒學院、浙江理工大學、中國計量大學展開試點，共招募近200名志愿者。為了讓更多試點高校學生更多地收到蔚路循環袋，VLOOP已經邀請杭州、廣州服裝品類約100個電商賣家參與。

    明年打算推廣到更多的高校，我們的項目會更扎實地推進，為了能夠推廣到更多的地方，要考慮找到更多的渠道籌款。

    《公益時報》：為什么選擇在大學設置回收點？

    王曦：在大學設置回收點主要有三方面考量：

    1、做環保，愿意為環保付出是需要一定理想和覺悟的，大學生對于環保的接受程度和意識在所有人中是高一些的，說服他們應該是相對容易些的，事實也是這樣；

    2、大學生居住集中，基本去統一的快遞驛站去取包裹，這更便于我們循環桶的安放；

    3、我們一直覺得環保這件事不是一代人可以做成的，我們做好了長期不停的和大家去說的準備。假設我們花三年時間去大學推這件事，也就意味著有三屆大學生會畢業走進社會，會帶著這個理念去工作。三年后我們去推辦公場地，如果辦公場地再花三年時間，那個時候最早的一批大學生可能已經畢業了6年，要成家立業，在小區買了房子，我們6年以后去推社區，這樣一代一代的去影響，現在覺得應該隨著年輕人的成長，去帶動更多的人。

    嘗試提出解決方案

    《公益時報》：你認為在環保方面，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處于哪個階段？

    王曦：我覺得是超前的，今年10月24號歐盟在議會上以大比分的投票壓倒式推出一個決議，即到2021年整個歐盟大陸上禁止一次性塑料產品。

    我開始做這件事時做了大量的基礎調研，塑料本身是全人類都要面對的環保問題，一次性塑料是不可持續的，勢必會有政策禁止一次性塑料使用，但一下子禁止使用是不可能的。

    蔚路循環之所以以快遞塑料袋為切入點，也是因為這是中國經濟獨有的產物，我們希望通過解決快遞塑料袋的問題提供一套循環方式解決方案，未來這個模式可以覆蓋到其他一次性塑料產品上。所以當歐盟立案在2021年禁止一次性塑料的時候，我當時心里的想法是既然禁止了，就要有解決方案。而我們在中國已經在嘗試了，我們希望蔚路循環能在全球全人類范圍內起到示范作用，而不僅僅解決中國的問題。

    《公益時報》：2008年6月1日起，我國就正式頒布實施了“限塑令”，你認為限塑令執行十年有成效嗎？

    王曦：零廢棄聯盟在去年發布了限塑令10年效果調查，調查顯示線下收費的超市塑料袋使用量降低了70%，真正沒有限制住的是小菜市場的薄塑料袋，另外是新經濟帶來的比如線上的電商購物的外包裝是沒有任何限塑令的。

    現在快遞包裝的使用量是逐年遞增，2017年全年400億個快遞包裹，其中一半是快遞塑料袋，其他是紙箱或信封。根據再生塑料協會的調研，紙箱的回收率能做到97%以上，快遞塑料袋的環境污染更嚴重，它是幾百年沒法降解的，現在很多塑料袋是拿塑料回料做的，為了保證塑料的韌性，會加一些可能是重金屬超標的改性劑，所以塑料的環境污染問題，包括對人類的健康問題是更迫切的。

    一個小尺寸的快遞包裝塑料袋價格是幾分錢，這個價格是沒有人會在意的，可消化它的環境成本是巨大的。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是需要有人為環保成本來買單，而不是依賴可降解塑料。可降解塑料通常來說是需要高溫高濕的條件才能可降解，如果沒有把可降解塑料袋和其他垃圾區分開，一同被填埋或焚燒，是起不到環保的效果。同時，可降解塑料的生產成本是普通塑料的一到兩倍，整個社會需要承擔更高的環保成本。

    《公益時報》：你認為之所以推進的這么難，有哪些原因？

    王曦：我認為有三個方面：

    1、做環保看不到對自己直接的好處，似乎不做環保藍天也沒有馬上變灰，所以更多的普及環境惡化程度是有必要的。

    2、大眾對做環保有極大的誤區，就是不支付更高的成本就能環保。任何一個環保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的成本一定是更高的，這件事理不順的核心原因是我們站在消費者的層面上，總是要更廉價的產品，卻不去考慮廉價的代價就是污染。

    3、在所有環保宣傳上應該改變一個思路，過去的環保宣傳是你做環保是在做貢獻，但我覺得這是不正確的，環保是每一個公民應盡的責任，原來的宣傳是每個人都是0分，做環保增加分數，其實正常應該是做了環保是0分，不做環保是負分。

    當人人覺得做環保是一種貢獻的時候，我可以做也可不做。當人人覺得我可以喊口號，但讓我多花一分錢我不愿意，那么環保永遠只能停留在口號層面。

    《公益時報》：從蔚路循環的創辦過程中，給你帶來了哪些思考？

    王曦：在創辦蔚路循環的過程中，我覺得如果想要公益事業特別是解決全人類的社會問題這件事做得更好，勢必要吸引最優秀的人才進來，僅僅靠理想是不夠的。

    我們之所以選擇做社會企業，除了NGO沒法可持續的解決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以企業的形式吸引到更多的人才。當理想、才華和個人利益綁定到一起時，我相信這件事可以做得更好。

    資本會想方設法壓低成本，想盡辦法提高利潤，這是資本逐利性決定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企業家和資本推動了社會進步，創造了就業，恰恰是當個人的逐利性和整個社會進步能得到最有效的結合時，爆發的產出是最大的。當然，如果企業盈利了，企業家愿意把盈利拿出來做慈善回饋社會，我覺得這實現了一個最大的正向循環。

    蔚路循環承載了我個人對于未來，到底什么樣的企業是可以和社會更加和諧共生的嘗試。這個項目不止是可持續的解決快遞包裝垃圾問題，我想用這個項目嘗試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方式，就是吸引到最優秀的人才，以最巧妙的方式、最小的成本讓更多人知道、接納、參與到環境保護中，這樣問題才能解決，因為環保問題的核心還是消費者投票。

    我構想中的蔚路循環是這樣的，即資本認同你的愿景和模式，給你提供啟動資金；人才認同你的愿景，并希望通過早期的參與來分享未來更大的財務回報。如果有一天蔚路循環真的實現了盈利，也就是可持續地解決了一次性快遞塑料袋垃圾問題，那是因為消費者接受了直接為環保付費的模式。

    因此，我希望幫助蔚路循環“從零走到一”的資方是公益基金，一個認同我們用商業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公益基金。除了留給團隊的股權，我個人絕大部分的股權也將捐給公益基金。也就是說，如果蔚路循環可以成功，是源自善款和消費者的責任感，因此，除了獎勵人才的經濟回報，我希望其他經濟回報再以愛的形式回饋社會。蔚路循環，循環的不僅僅是環保，還有善與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