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公益發展研究院院長

    徐家良/文

    《慈善法》實施至今已滿兩周年，它為慈善行業和社會帶來了幾個明顯的變化：

    第一，慈善組織有自由選擇公開募捐資格與非公開募捐資格的權利。傳統上的基金會注冊登記，分公募與非公募兩種，獲得公募資格的要求非常嚴格，大量基金會只好被迫注冊為非公募基金會，限制了基金會的籌款活動。《慈善法》解決了這一方面的問題，增加了自由選擇權。

    第二，由年度檢查調整為年度報告。《慈善法》和相關政策規定，把社會組織的年檢調整為年度報告，一方面向登記管理機關報告，另一方面向社會報告。

    第三，重視信息公開與信用管理。通過信息公開，提高慈善組織透明度，增加社會信任感。同時，通過社會組織信用信息建設，用異常名錄和嚴重違法失信名單來懲處違規的社會組織，區分信用好與不好的社會組織。

    第四，通過備案方式激活慈善信托。《慈善法》明確民政部門為真正的備案單位，確保慈善信托多形式進行。

    第五，互聯網募捐平臺公開亮相。民政部通過公開評審，擇優認定互聯網募捐平臺，提高公開募捐的公開性，加強募捐平臺的技術規范和行事標準，促進了募捐平臺的規范性和便利性。

    《慈善法》實施兩周年來，也遇到了一些困難，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稅收等優惠政策未及時出臺。對社會組織來說，如果好處不多，為什么要認定或登記為慈善組織呢？稅收、金融、土地等政策都未及時跟進，嚴重滯后于慈善組織的現實需求。

    第二，互聯網募捐平臺仍不習慣于提供專業化的服務。由于原有的互聯網募捐平臺都有自己的專長，被指定為募捐平臺后，仍離不開原有的傳統；有的仍為地區性的募捐平臺而不是全國性的平臺；有的僅局限于某一個領域而非全部的領域，結果，募捐平臺的服務對象較少，服務范圍較狹窄，沒有起到全國性互聯網募捐平臺的實際作用。

    第三，慈善組織權利與義務關系不對等。目前的法律政策對慈善組織的義務講得多，而權利給予少，因此，社會組織沒有動力去登記或認定為慈善組織。

    第四，慈善信托備案限制性多，信托公司沒有動力。慈善信托備案情況在不同地區非常不均衡。同時，對不少信托公司來說，它們沒有獲得任何行政開支費用和商業回報，只是把慈善信托做成一個純粹的慈善奉獻的項目，所以，慈善信托單數做得越多，信托公司虧本越大。

    第五，事實上的慈善與法律上慈善的矛盾與張力。傳統上，幫助別人就是慈善，而《慈善法》強調組織化的慈善，是對不特定人群的幫助，這使社會上對慈善的理解由廣義縮小到狹義；傳統上，在編辦注冊的事業單位，如福利院和養老院等，理所當然是慈善組織，但在《慈善法》實施的相關政策中，僅僅限于在民政注冊登記的社會組織，造成民眾的理解與法律界、實務界、學界的解釋不等同。

    總體而言，《慈善法》很年輕，要一步一個腳印去做。具體說來，或可從如下幾點推進。

    第一，繼續推進稅收優惠政策的出臺。改革非營利組織單一的稅收優惠政策，把非營利組織分成一般的社會組織和慈善組織兩類，明確社會組織與慈善組織不同的優惠稅率。只有如此，才能有更多的社會組織認定或登記為慈善組織。

    第二，對社會組織和慈善組織要有寬松的心。社會組織和慈善組織在中國出現的時間還不長，其治理結構、能力建設、外部關系、危機應對、營銷服務、信息公開、信用管理等方面還存在的問題，需要逐步提升和完善。

    第三，社會組織、慈善組織的權利義務要平等，盡可能均衡。目前的法律政策體系對社會組織、慈善組織的義務講得多，而權利卻很少，這很難保護社會組織、慈善組織可持續發展。

    第四，重視行業組織建設，積極發揮其特有作用。行業組織可制定行業標準，發揮行業自律作用，服務會員、政府，承接政府轉移的職能，減少政府具體事務，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滿足社會組織和慈善組織的實際需求。

    第五，加強職業化建設，提高專業化職業化水平。《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中有社會組織的三個職業：社會組織專業人員、勸募員和社團會員管理員。有關部門、高校和行業組織應積極推動這三個職業的考試和認定，確保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提高職業化和專業化水平。（據《善城》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