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包辦”，我們比較熟悉和憎惡的是“婚姻包辦”，而“文化包辦”主要表現為各種群眾文化場所由政府或企業單一方面出資建設，諸如文化禮堂、村史館、農家書屋、本土名人紀念場所等。

    包辦型文化建設的群眾參與度不夠，容易造成認同度不夠、榮譽感分享不足，群眾不能獲得文化生產過程中的成長與自覺，最終使得文化建設本身生氣不足，后續運營狀況不佳。大量處于閑置或者長期閉門緊鎖的農家書屋、文化禮堂都說明這一問題。

    群眾文化工程的共建探索

    成熟社會的一個標志，是社會各界共建公共文化、慈善公益、民生互助等工作，這標志著社會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與參與能力的提高，群眾在利己和利他之間找到平衡，在物質生活之外，追求道德榮譽、人情溫暖、社會和諧等更高的人生體驗和人格成長。

    在傳統中國，由于基層政權的相對薄弱，大量文化、教育、慈善、互助等公共行為，均由社會共建完成，比如共同集資興建祠堂、書院、義莊、善堂、寺院、廟宇……在共建的過程中，完成基層社會的組織化訓練，自我動員、自我協調、自我化解矛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在落成之時，共同分享榮譽、共同記錄一方“熟人社會”的歷史。

    在當前的社會背景下，城市化和能人流失，使得鄉村基層社會的共建能力非常薄弱。但鄉村外出的人才仍有著共建家鄉的巨大熱情，通過互聯網重構“熟人社區”，開展超越地理邊界的共建動員。

    通過互聯網完成資金籌措、人力整合、媒介傳播，新時期鄉村基層社會的文化共建展現出了更強的活力。大量村內眾籌村史館、圖書館、紀念館、祠堂、古建筑保護、老人食堂等一系列共建項目得以超預期實現，在此過程中，增強了村莊內外人員的凝聚力，形成了美德和凝聚力。

    客觀地說，文化共建項目的結果遠不及共建過程中成長起的社會經驗更有價值，這個過程中基層社會成熟需要的德治、自治、共治經驗都將得到充分訓練。

    產生持續的社會正效應

    據觀察，“文化包辦”可能造成的離心離德甚至猜忌怨恨，往往會帶來政治經濟社會的負效應，而負效應越突出，則越為“包辦”增加了理由，由此造成惡性循環，直至社會生態的最終崩潰。

    文化作為社會生態的內核，是社會信任和凝聚力的源泉，應建立推動社會由文化自覺到發展自覺再到治理自覺的成熟路徑。在文化共建過程中，于政府而言，減少基層公共服務的投入和運營以及大量的社會管理成本，并訓練出一個具有高度責任感、自我管理的成熟社會細胞；于經濟發展而言，在扶貧工作中，越來越得到證實：經濟貧困的“病灶”來自于精神貧困和文化貧困，發展自覺的前提是文化自覺和榮譽自覺，一個成熟的文化共同體社會能自發激活群眾斗志；于群眾民生而言，文化共建之后的基層社會中，人們能夠同心同德、共情、體諒、協調，能與身邊人建立起深厚感情，建立對所在家園的歸屬感，這對自我化解村莊內部矛盾、進行民主有序的公共事務決策以及營造不斷生長的互幫互助氛圍，都是巨大的推動力。

    文/湯敏 古村之友創始人、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