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文梅

    李昌平，曾被譽為“中國最著名的鄉黨委書記”——18年前，擔任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他給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封信讓37歲的李昌平“一舉成名”，在任職當地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村改革，但也讓他的人生發生轉折——不久，迫于各種壓力的他選擇放棄仕途，辭職赴南方打工，漸漸淡出了公眾的視線。

    再度聽到李昌平的消息，他已經是NGO“中國鄉建院”的創始人、院長，56歲的他也已經不再年輕。

    李昌平與《公益時報》記者的采訪約在了距離北京市區近百公里的平谷城區一個由小學校改建而來的簡易辦公房里。

    談起18年前國人皆知的“我向總理說實話”，李昌平說那時候年紀輕，總覺得自己胸懷天下、能做大事，現在想法不一樣了——“其實每個人能把自己手頭的小事做好了，也能給國家做貢獻。”

    李昌平創建的“中國鄉建院”在農村地區實驗性地推行“內置金融村社體系”已有7年之久，他認為：“中國再怎么發展，都不能舍農民的利益。我們現在一定要讓農民有錢，把金融放在農民組織內部，讓農民能夠把‘死錢’變‘活錢’。農民有希望，國家才有希望！”

    他引用當年一位老先生對他說過的話：“如今中國‘三農’問題的圈里，既搞得懂理論、又能夠下去做實事的人少之又少。多一個能拿這些問題跟別人斗嘴吵架的人一點意義都沒有，中國的問題關鍵是要去做、要去實踐。你去做就對了。”

    中國鄉建院為農民謀福祉而生

    《公益時報》：上世紀，梁漱溟和晏陽初都曾以創辦學院、培養人才的方式推動中國鄉村建設，相比較下，你和另一位“三農”問題專家孫君聯合創辦的“中國鄉建院”有什么不同？

    李昌平：總的來說，他們在鄉村建設方面都屬于“志愿者”，是業余拿出一點時間投入和參與；他們的研究始終是有人給予資金支持的，并不需要為基本生存費心費力；他們在鄉村建設的理論體系形成和建構方面并不專業，也不系統。

    我和孫君創辦中國鄉建院的時候，已經對這個問題有了系統的認知。我堅定地認為，中國鄉村發展建設即將迎來一個全面復興的時代，依據就是我認為中國的城市化走到一定程度已經走不下去了。中國因其特質并不能真正融入全球化浪潮，也不能支持農民變成市民，我們只制造出了“農民工”，而非市民。當這些農民工年紀大了，勞動能力減弱了，最終還要回到農村去。

    這種情況下，我提出了“鄉村復興”這個概念。起初我們的機構名稱是“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后來發現我們不僅僅做規劃，還要做組織、金融、垃圾分類、污水處理等，是一個系統的鄉村建設，就更名為“中國鄉建院”。我們吸納整合了散落在各地搞鄉村建設的業余人員，進行全面地學習和提升，逐漸將這個團隊打造成為一個高度專業的鄉村建設服務機構，通過我們為全國各地農村提供專業、精準和高質的服務，來養活我們自己。我們白手起家，一點一點積累和發展，也不找任何基金會申請資金，即便是有基金會愿意給我們扶持資金，我也不要。

    《公益時報》：你不要資金支持的底氣在哪里呢？

    李昌平：如果你想要提供有價值的服務，就必須要能夠做到獨立思考、獨立運作。你找別人申請錢，有可能你提供的服務就沒有價值了。你一定要找到“四兩撥千斤”的鄉村振興的方法，別人才會來請你幫忙，你的服務才有價值。如果你今天找這個要點錢，明天找那個要點錢，你會發現你的精力就不會放在改善你的產品和服務上，最終你也很難做到專業和高效。中國鄉建院就是農民的協作者，是為農民謀福祉而生的。

    讓農民獲得金融資本化收益

    《公益時報》：中國鄉建院目前主推的項目是“內置金融村社體系”，你是否可以簡單概括它的形態、意義和價值？

    李昌平：今天的中國農村，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種要素都是向城市流出的。比如我們的農民組織，因為沒有經濟基礎作支撐，不能為農民提供有效的服務，其內生動力很弱。在日本，農民只負責生產，流通和銷售是不用操心的，待到農產品收獲的時候，農民照樣可以賺到錢。那是因為日本的農協很強大，內部有金融做后盾和支撐，由此構成產業鏈閉環，一切均由組織協調安排，有條不紊發展的同時，也不會形成惡性競爭。

    再看我們的農民，自主性也相當孱弱。打個簡單的比方，一個農民打工好不容易賺了點錢，拿著這錢回老家蓋個房子，這就意味著“活錢”變成“死錢”，農民手里又沒有錢了。城里人就不一樣，2000多塊錢一平米買的房子，過幾年就可能變成20000塊錢一平米，你隨時都可以把這個房子變現，這個是可以作杠桿的，農民是沒有什么“杠桿”可言的。沒有杠桿做支點撬動，農民很難真正增收致富。

    我們的“內置金融村社體系”是以農村村社為邊界，在村社內部置入以資金互助為核心的金融平臺，主權屬于村社成員，為村社成員服務，收益歸村社成員共享。這種形態與建構可以很好地解決農民組織和農民自主性弱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農民組織內部有金融做支撐，就可以形成一個有機的信用鏈條，涉及到生產環節的一切，都可以先行提供服務再說。現在我們的農民組織體現出來的所有問題，都是沒有金融導致的，表現在組織無效和金融無效。如果能夠將這種“內置金融村社系統”嵌入到農民組織內部，必將顯現出組織有效、金融有效的活力和能量。

    《公益時報》：“內置金融村社體系”目前的推進速度和發展程度與你最初的設想是否一致？

    李昌平：基本上出入不大，一邊干一邊調整。無論做什么事前期都有個基本規劃和設計的嘛，基礎打好了、設計好了，實際運作起來就沒有問題。目前“內置金融村社體系”已經覆蓋全國21個省份，涉及200多個村。

    糧食安全問題是重中之重

    《公益時報》：近幾年關于糧食安全問題探討得好像不如前些年那么“熱”了，是這方面已經沒什么可擔憂的了嗎？

    李昌平：如果說中國的糧食安全目前還存在隱患，那么第一就是質量問題。從現有資料顯示，中國占全球7%的耕地，卻使用了全球35%以上的化肥和農藥。也就是說，我們的糧食是化肥和農藥堆出來的，但肥料不是可以無限制使用的，土地也會板結的，再這么搞下去肯定是不行的。這是危機之一。

    第二個問題，種子。我們現在的雜交稻種子、轉基因種子以及多類種子的自主權都在逐步的減弱。首先是農民失去了種子的自主權，過去都是農民自己留種，比方說水災造成損失，，那我從自己的糧倉里重新拿一些種子，再趕種，也能補救。但現在種子是在種子公司的手里，他們為了保證盈利，不會多生產種子，是限量生產，還要盡可能把倉庫里的種子都賣出去。這就造成了一旦遇到大的災害，農民受災后，無種可以補救，這個后果是很可怕的。其次是我們的國家失去了種子的自主權。我們現在很多的蔬菜種子、主糧種子都是外國的種子公司在控制。

    第三個問題就是政策性導致的糧食生產主體并不生產糧食。比如說現在我們的大量土地向房地產領域傾斜，或者向少數資本集中，也就是政策性失誤也可能會帶來糧食安全問題。

    所以說，我們的糧食安全隱患不少。糧食安全問題應始終置于國家戰略的重中之重，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中國NGO之殤：無傳承，不專業

    《公益時報》：近年來，中國社會組織發展迅猛，許多機構從不同層面和角度滲透到了教育、扶貧、留守兒童等多個領域。結合實踐經驗，你認為公益機構應該怎么做才能真正提升質量與效率，并且“幫忙不添亂”？

    李昌平：我覺得構成社會的三大要素就包括企業、NGO和政府這樣一個三角關系。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公平競爭的環境；企業在經濟領域構成一種競爭關系，通過經濟行為創造財富，豐富物質生活；NGO之間也形成競爭關系，在此過程中推動組織的發展進步，提供社會服務的機構越來越多，社會也就越來越和諧。這也要求政府給予這些NGO更好的服務、更完善的平臺。

    實際上目前這個領域發展得很不充分，NGO應該得到的政策扶持和稅收優惠還有待于進一步優化；第二，現在很多基金會名不符實，并沒有按照基金會的要求去規范運作；第三，政府在基于鼓勵NGO展開充分競爭的問題上做得還很不夠。

    從NGO自身的問題來看，當下大部分NGO的公益產品質量不高，項目精準度和可行性比較差。我發現，目前政府和企業的改革更有動力，而NGO的改革卻沒有動力，死水一潭。原因一是競爭不充分，二是改革和撼動固有的組織內部治理模式很難。現在NGO內部出色的人才相當匱乏，很多組織發展停滯僵化。我覺得，中國的NGO還是要不遺余力地發展。在這其中，政府要積極支持和鼓勵，引入良好資源，NGO也要勇于面對自身問題，改革創新，否則很難有突破。現在我們的NGO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傳承，從而很難形成專業化的水準。

    另外，也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要跑去做公益的。你把你自己的企業踏踏實實做好，有實力可以拿出錢來讓專業的公益機構去做，為什么一定要去湊這個熱鬧呢？現在很多企業都說自己在扶貧，但扶貧是一件很專業的事，不是誰想做都能做好的。

    《公益時報》：你做過鄉鎮干部，當過記者，還是“三農”問題的研究者，現在又開始搞鄉建院的發展實驗。經過這么多的角色轉換，你的觀察視角有沒有變化？

    李昌平：可能我在體制內和體制外還是有不同的視角吧。我以前在體制內當鄉鎮干部的時候，對農民的認識還是有很多層面的。上世紀80年代我做鄉鎮干部的時候，就算是冰天雪地的嚴冬季節，手一揮說“鄉親們，咱們去長江堤壩上搞水利工程”，上萬的農民就呼啦啦地跟著你去了。再后來，無論你手怎么揮，都沒人搭理你了。當我走出體制后就換了個角度想問題：為什么現在農民都不聽我們的、指揮不動了，甚至還跟我們對抗呢？那可能是我們背叛了農民——農民沒有變，那一定是我們變了。現在我們鄉建院的同事下鄉工作，走到哪里都跟當地農民打成一片，關系很融洽，因為我們就是為他們服務的。你是不是真心地為農民著想和服務，農民心里自有一桿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