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行業屬于政治敏感度低、社會關注度高的行業，誰都可以質疑，處理不好有可能就是一場風波。公眾捐款多就更容易出現質疑，這是雙刃劍，不可回避。中國公益慈善發展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必然會有波折，怎么樣把它轉變成對公益慈善的促進，需要很長的道路要走。”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以下簡稱“中華兒慈會”）理事長兼秘書長王林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反復強調。

    成立僅八年，中華兒慈會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以“民間性、資助型、合作辦、全透明”為機構發展戰略，中華兒慈會在成立之初便推出“童緣”項目，資助了近300家兒童慈善組織，并由此形成兒童慈善領域的合作聯盟。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實踐，自騰訊從2015年推出“99公益日”活動以來，中華兒慈會連續三年在該活動中籌款額位列第一，并呈持續增長狀態。

    雖然中華兒慈會在運作初期即確定了走資助型基金會的道路，但“純資助型”基金會不好籌款，一方面是捐贈人還不能特別理解這種形式，另一方面是互聯網籌款多為指向性捐款。面對這樣的問題，目前中華兒慈會只能以非限性籌款投入到“童緣”這些平臺項目中，用于資助民間NGO的發展。但是王林相信，如果資金來源能保障的話，NGO能做得更大更深更廣。所以，王林表示，還需要對公眾多倡導“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的理念。

    在問及籌款秘籍時，王林強調：“99公益日籌款高，不單單依靠認領項目的數量，還要依靠項目的質量。2017年99公益日是競爭的一年，各家公益組織各種培訓提前布局，但是我堅信我們依然是第一，高手對決比的不是功力誰更深，而是比誰的漏洞更少，所以要仔細仔細再仔細，把自己做好！”

    兩個節點

    回顧中華兒慈會的發展歷程，王林給出了兩個發展節點。

    節點一：2015年——99公益日籌款第一，首次亮相“中國慈善基金會榜單”。

    第一個發展節點是2015年99公益日的設立，當年該活動中，中華兒慈會的互聯網籌款3344萬元，排名第一。也是在這一年，成立僅5年的中華兒慈會在“2015年中國慈善榜”首次推出的“中國慈善基金會榜單”中，以2014年捐贈收入9465.35萬元，排名第10，在一眾老牌全國公募基金會中爭得一席之地。在此后的兩年里，中華兒慈會在這份榜單上穩步前進，分別以2015年捐贈收入19067.21萬元和2016年捐贈收入33706.32萬元，排名第9和第7。

    據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中華兒慈會的捐贈收入總額為5.57億元，“99公益日”籌款2.1余億元。據了解，今年的中國慈善基金會榜單，除統計年報數據之外，還增加了透明度和社會影響力（網絡搜索排名）的綜合數據。以透明度見長、公眾籌款為主的中華兒慈會，今年的排名情況依然可期。

    “這是個必然的結果，這個數據是我們此前幾年心血的體現，因為我們真正的去擁抱互聯網是在2012年，當時互聯網籌款168萬元，占全部籌款額的8%；2013年是21%，2014年是35%。直到2015年，互聯網籌款額真正提高，這里有一個轉變，就是互聯網籌款首次突破50%，超過其他渠道達到62%，這標志著我們的善款來源結構發生了變化。同時，當年的個人捐贈占到籌款總額的78%，2016年占到73%，2017年占到了70.4%，達到3億9千萬元。”王林解釋說。

    同時，王林分析稱個人捐款的增加和互聯網捐款占比的增加證明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華兒慈會對項目的選擇立項、項目執行以及項目的公開透明這三個方面比較注重，規范化、專業化操作，取得了公眾信任；另一方面是互聯網籌款獲得年輕人群體的認可。“2015年第一讓我們堅定了信心，第二是在實踐中獲得了社會的認可，所以在此后的兩年里，99公益日籌款數額獲得翻倍的增長。”

    節點二：2017年——籌款總額超15億，機構改革成功。

    第二個發展節點，王林將其定在了2017年12月15日。這一天，中華兒慈會的籌款總額超過了15億元，標志著基金會從此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并以此論證和驗證了2015年對機構做的改革和梳理，這一變化是基本成功的。

    據王林介紹：“中華兒慈會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兩次大的調整與梳理，一次是基金會建立之初，聽取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的建議，改傳統基金會的運作模式為資助型發展道路。通過做資助型基金會，把執行、管理、監督三位一體，就形成了科學的管理體系。監督方面，主要是通過招標引進第三方，定期對這些資助項目檢查，再報給我們。我們出資金，公益組織做執行，第三方監督，各有分工，就能夠真正地保證善款和項目的公開和透明。這個模式出來后獲得民政部的認可，‘童緣’項目剛推出半年就獲得中華慈善獎。”

    但是，2012年中華兒慈會遭遇財務記賬失誤的“小數點風波”，受到媒體嚴重質疑。王林說：“雖然因為機構的透明度高和草根NGO的力挺，渡過難關，得到更多社會關注和支持。但是，我們還是開始了對組織的反思與調整。”

    王林介紹說：“過去我們對組織機構的設置，包括人員管理和項目管理都有點隨機。2014年開始，我們做了調整，請ABC美好咨詢社等機構根據基金會的情況，在部門設置、人力資源管理、薪酬架構以及基金會整體發展與制度匹配，做了一個全方位的咨詢建議，由此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化。我們實行目標責任制管理，定編定崗定員，關鍵崗位全部固化沉淀。年初時秘書處和所有項目簽訂目標責任制，項目和個人簽訂目標責任制。這樣一來，大家都明確了自己的目標和責任，包括一年中的籌款額、需要救助的人數、需要完成多少宣傳報道、組織多少次活動等，全都做了量化標準。這樣不僅方便管理，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杜絕了公益行業‘好混不好干’的現象。”

    “我一直強調靠制度去管人，用流程去管事，靠團隊去拼搏，用科學規范化的管理求發展。現在我們的制度非常完善，所有的項目都有操作手冊、詳細的操作流程。同時我們也實行了預算制，年初有預算、年中有檢查、年底有總結。”整個訪談過程中，王林不止一次提到調整后的制度。

    其中，王林特別提到的是：“公眾捐款是我們比較注重的，因為基金會的企業大額捐款不多，瞄準的是公眾籌款的市場，但是反過來，公眾對你籌款的要求就比較高，監督比較厲害，特別容易受到質疑，這就對你的項目在公開透明方面要求比較高。所以2015年，中華兒慈會成立了項目監測部，對所有項目進行監測，有30多項測評標準，要求周有周報、月有月報、季有季報。”

    三個發展趨勢判斷

    趨勢一：資助型基金會是公益慈善發展的道路。

    經過八年的實踐，中華兒慈會先后資助了300多家NGO組織的發展，優勢明顯，一方面是使更多NGO組織得到發展和提升，特別是有發展潛力的組織，可以互相學習攜手并進；另一方面是發展過程中雙方可以互補。

    對此，王林的解釋是：“隨著《慈善法》的頒布，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之間的界限越來越分明，此處的分明主要表現在分工越來越細。比如有募款資格的公益組織，優勢是資金籌集能力強，而有些公益組織沒有籌款能力，或者不具備籌款資格，但是執行能力強。比如涼山地區的公益組織，他們有自己的地域優勢，有自己的團隊和志愿者，我們提供資金，他們做好項目執行和反饋即可，我們做好項目的透明度，這樣我們就會有更好的資源來支持他們。所以，我覺得這是公益慈善發展的道路，雙方共同發展，推動公益慈善的發展。”

    同時，做資助型基金會的弊病也同樣明顯：“雖然我們是資助型為主，但是從目前來看，純資助型不好籌款，因為捐贈人還不是特別理解這種形式，認為既然公益項目不是我們做的，就沒必要經過我們這個環節，直接把錢捐給項目操作方就好。我們每年的籌款中80%以上都是有指向性的，如果我們沒有自己操作的公益項目，這些善款也許就流失了。所以，目前我們只能拿非限資金投入到‘童緣’這些平臺項目中，用于資助民間NGO的發展。而非限資金在互聯網上是籌集不到的，互聯網籌款都是指向性資金，非限資金只能向企業募集，我相信如果資金來源能保障的話，NGO能做得更大更深更廣。”

    趨勢二：基金會要創新，時刻保持與新技術的關注與應用。

    在王林看來，基金會的首要宗旨是要創新，創新是必須要做的，因為它承擔著社會責任，有試錯的機會和空間。據說今年騰訊、阿里等平臺的捐贈數據要開放，公益組織若需要可以調取，對未來的大數據籌款是一個好的發展趨勢。

    “我曾在中國科學院工作過，一直關注科技的發展。互聯網發展不僅僅是科技的發展，而且影響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經濟、生活等各方面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會影響人們的生活習慣、捐贈習慣等。互聯網是科技助推公益慈善最重要的一步，誰沒抓住機會，誰就會掉隊。利用互聯網籌款，中華兒慈會不是一般地積極。在2012年，基金會就開始布局互聯網籌款，專門成立平臺運營部，做互聯網籌款。”王林說，“我一直強調，對于新技術的應用，比如大數據籌款、云計算、區塊鏈等，要關心、要學習、要跟蹤，為什么？因為新技術出來只有少數人能接受，畢竟他會改變人的行為習慣。”

    趨勢三：項目的設置將根據社會矛盾的轉化而轉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作出的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重大判斷，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基于此判斷，王林表示：“中華兒慈會今年在項目設置上已經有了一些調整，未來的發展不僅僅是救助貧困的兒童，而且要向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綜合素質發展方向傾斜。兒童成長過程中的社會問題能夠隨時解決，這是未來的一個發展道路和方向。”

    ■ 本報記者 于俊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