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兩家中國的草根社會組織登上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講壇，這也是中國社會組織第一次全程深度參與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一屆大會。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因為中國一共有38家社會組織獲得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特別諮商地位，其中36家都是官方背景，而這兩家并不在其中。更為神奇的是，這兩家草根組織，公益律師佟麗華都是其創始人。

    現任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的佟麗華是如何做到的？在聯合國的舞臺上，他和他領導的社會組織又是怎樣工作的？

    在1月17日舉行的《走進聯合國—中國社會組織參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大會紀實》新書發布暨“社會組織走出去機遇與路徑”座談會上，佟麗華為大家揭開了神奇背后的不懈努力，他以個人親歷視角向讀者介紹了中國社會組織參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相關議程的點點滴滴。

    北京市民政局社團辦服務發展處副處長柯哲力、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主任李濤、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鄧國勝教授、國際法促進中心創始人劉毅強等人就中國社會組織發展現狀、社會組織走出去的時代背景與現實機遇及挑戰與《公益時報》記者進行了多角度溝通。這其中，既有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對現下社會組織發展的梳理，還包括業界專家多年來對此問題的觀察和反思，以及80后、90后中已經率先嘗試走出去的社會組織代表的實踐總結。

    聯合國諮商“入門卡”

    來之不易

    2017年6月6日至23日，佟麗華率領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兩家社會組織，參加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第三十五次大會。這是中國社會組織第一次全程深度參與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一屆大會；也是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大背景之下，專業社會組織走向聯合國的一次重要嘗試。

    據佟麗華介紹，只有獲得“聯合國諮商地位”，社會組織才能獲準進入聯合國，并擁有參與聯合國各種議程的資質，否則這扇門是永遠不會為你打開的。而為了拿到這張“入門卡”，在外交部和中聯部支持下，佟麗華早在2009年就開始啟動了申請程序。

    經過兩年的不懈努力，2011年春節前夕，佟麗華旗下的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兩家社會組織均獲得諮商地位，聽聞此消息，高興之余，佟麗華激動地一個勁地說“必須喝點酒慶祝”，因為這段路所歷經的酸甜苦辣，只有他最清楚。

    佟麗華說：“目前聯合國有諮商地位的機構有接近5000家，其中美國1000多個，巴基斯坦80多家，而中國大陸只有30多家。顯而易見，盡管我們的社會組織有迫切的愿望和需求，但實際上‘入門卡’并沒有拿到多少，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非常現實的問題。”

    佟麗華自大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后就始終關注社會弱勢群體。作為國內知名公益律師，他先后創立的青少年和農民工維權組織發展勢頭不錯。在常人看來，他的事業已經搞得挺紅火了，立足當下做好本職就夠了，何苦再勞心費力地去爭取這個“聯合國諮商”地位呢？

    佟麗華感慨地說：“按照我原來的想法，中國十幾億的人口，我覺得在中國做保護農民工、保護老年人的權利等這些事務已經足夠我用一生來做了。近幾年，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無論從國家發展的角度，還是從世界各國看待中國的角度，都認為中國應該有所擔當，做一點事情。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也在逐漸改變自己的想法。”

    佟麗華坦言，2015年6月1日那天，他給民政部領導寫信，懇請相關部門幫助支持他發起“國際兒童保護聯盟”，對他而言，這就是他對“中國社會組織必須走出去”這個問題有所思、有所悟且有所行動的引爆點，也是他職業生涯中一個標志性的事件。但遺憾的是，此事啟動至今已經兩年半有余，始終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

    《公益時報》記者問佟麗華，此事是否令他沮喪？

    佟麗華回答：“中間我多次沮喪，多次惱火，但是我還是告誡自己，其實都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我還是比較看得開的，也相信未來會更好。”

    談起為何要再三爭取“聯合國諮商地位”，佟麗華說：“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講，有的時候我很悲觀，我認為現在人類社會發展面臨很多共性的問題，并不樂觀。在這個過程當中，就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付出，中國人也應該做點事了，要能夠對推動當前國際社會問題的解決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雖然大家的視角不同，但無論這個作用能發揮多大，我就是想做一點事情。”

    社會組織走出去不宜

    “運動式”

    眼看著有些業界同行逐漸開啟“走出去”模式，與國際社會碰頭接軌做起了國際公益活動，國內一些社會組織也有些坐不住，心里犯起了嘀咕——瞧這架勢，咱再不走出去就是落后、就不是合格的社會組織了嗎？

    對此，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主任李濤給躊躇觀望的社會組織開了一副“定心”的藥方。

    李濤表示，社會組織應“稍安勿躁”，因為目前想要走出去的社會組織并不多，鳳毛麟角。首要原因與社會組織本身的定位有直接關系——當下很多的社會組織在它的發展規劃當中，還沒有把國際視角放在里面。

    其次跟社會環境也有關系。“前幾年也沒有提過‘走出去’這個詞，這兩年突然之間提出來讓大家‘走出去’，這還是一個運動式的思維模式，我們不能再走老路。既然要走出去，還是以社會組織為中心，社會組織又是以弱勢群體為中心，這個原則不能放棄。社會組織必須要注意，走出去是不是有利于發展。有利于達成使命，就走出去；不利于長期發展，就不能強迫我走出去。”     

    “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角度來講，社會組織走出去也好，我們請進來也好，加強國際間得交流和合作，這應該是不變的。但是現在來講，我覺得當務之急是關注我們的社會組織自身發展的步子穩不穩。這種情況下，面對‘走出去’這種新機遇的時候，我們還是應該給社會組織更多的引導，更多的機會，更多能力建設的支持，使他們能夠有一個廣闊的國際的視野，使他們有一個國際的站位，有一個對全人類命運的關懷和使命，將來才能更好地走出去。”李濤說。

    切勿曲解社會組織

    “去官方化”

    時下業界有一種觀點：“社會組織要想走出去、發展好，‘去官方化’很重要。”然而無論社會組織選擇怎么樣的發展路徑，都離不開其祖國的理解、支持和幫扶。

    那么問題來了——社會組織“去官方化”的正解應當是什么？分寸如何拿捏就算恰到好處？完全脫離政府支持的社會組織自個“玩得轉”嗎？

    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鄧國勝教授明確表示：“這里所謂‘去官方化’主要是指保持社會組織的獨立性，比如說財務、決策，是能夠自我做主的，有自己的自主性的，這個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一個很‘官方’的機構，那可能你走進國際社會的時候會遇到很多的挑戰。但同時，這個‘去官方化’并不意味著不需要政府的支持。國外很多的國際NGO是非常獨立、自主性很高的，但大量資金都是來自政府的，跟政府的關系又是很密切的，他們在走出去的時候，也得到了本國政府的支持。這兩個層面并不矛盾。”

    能力與資源儲備缺一不可

    作為國內社會組織率先走出去的代表人物，國際法促進中心創始人、執行主任劉毅強的分享令人深思。

    雖然年紀輕輕，但劉毅強的從業經歷卻頗為豐富。從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法學碩士畢業后，他先后任職于方達律師事務所、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東亞地區代表處、國際刑事法院上訴分庭。

    談到社會組織如何走出去，劉毅強根據自己的親身實踐，將其分為四個階段：聯絡、拜訪、合作、落地。

    劉毅強認為，要想順利完成這四個階段的工作，社會組織還須具備與人溝通的能力、隨時出發的能力。前者考驗的是團隊整體綜合素質，這其中語言當然是基本能力，在此基礎上如何與對方共情、同理最后達成共識，才是最難跨越的鴻溝；而是否能夠隨需而動，隨時出發，則需要社會組織在自身資源的準備和積累方面打好基礎，其中包括有效通行證件、足以保障出行的資金支持等，這都體現了一個社會組織的能動性。

    在劉毅強看來，作為中國走出去的初創型社會組織，在社會組織的運營，包括難民和救助議題方面，都有明顯的弱勢和匱乏，能力很有限。但最終總能夠與合作方達成共識，這讓他欣喜的同時，也深感自豪。

    “每當我跟合作方介紹說我們有很多優秀的志愿者，我們在中國不同的城市開展活動的時候，對方就會眼前一亮，因為他意識到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他們希望和中國的社會組織合作，因為他們都能看到未來巨大的發展潛力。”

    北京市民政局社團辦服務發展處副處長柯哲力在此次座談會上肯定了社會組織在對外交往中發揮的積極作用，并總結了當下中國發展進程中，社會組織所擔負的重要任務：爭取國際話語權，提升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開展科學技術合作，促進科技交流；助推中國企業走出去，提高參與經濟全球化的能力；開展慈善項目，促進民心相通；開展志愿服務，傳播中國名片。

    柯哲力說：“據最新年檢分析顯示，北京市社會組織促成國際、國內合作項目338項，參加國際國內會議641次，組團出國出境訪問361次，獲獎項目723項，獲批世界及國家項目185項，接受境外捐贈1.34億元。”

    “從我們的年檢報告分析顯示，有些社會組織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可能是擔心寫得多了與這些不匹配，有些是擔心寫多了是不是對他們有什么影響，有些可能是工作疏忽忘了填，所以這個數據不一定全面。”柯哲力表示。

    ■ 本報記者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