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底召開的中國紅十字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國紅基會”）理事會上，公布了一年的成績：年度收入5.7億元，同比增長18%，互聯網捐贈筆數增加了近5倍，并且首次實現了白血病救助的“當年求助、當年救助”，國際援助行動的活躍也是本年度亮點。

    本報記者借此采訪了中國紅基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孫碩鵬，對2017年的成績，孫碩鵬很自信也很堅定，同時也不避諱存在的挑戰和問題，談到了內部管理改革、國際紅十字運動成員責任、人道服務供給優化、聚焦主責主業……新時代給了基金會發展新的機遇和挑戰，中國紅基會就用這挑戰開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走出去”與搭建平臺

    《公益時報》：2017年中國紅基會在援外項目上更加活躍，除了巴基斯坦、非洲、東南亞，還前往阿富汗、敘利亞等武裝沖突地區進行援助，我們怎樣保障項目安全、順利進行？與其他公益機構相比優勢在哪里？

    孫碩鵬：“走出去”是紅十字組織的特殊性質決定的。我們需要履行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以下簡稱國際紅十字運動）成員的職責和義務。此前，按照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的部署，紅基會也曾參與過菲律賓“海燕”臺風災區、緬北克欽地區、尼泊爾地震災區等地的救援行動，2017年成立絲路博愛基金后，國際援助開始納入常態化資助軌道。

    國際紅十字運動成員的身份，也正是我們的優勢所在。紅十字運動七項基本原則中包括中立、獨立原則，《日內瓦公約》給予了紅十字組織在武裝沖突地區開展人道工作的中立地位，這是我們能夠前往交戰地區的基本前提。這是一個根本制度保障。在阿富汗出外進行患兒篩查時，使館人員曾問我們穿不穿防彈背心，我說“紅十字的馬甲就是防彈背心”。

    同時，保障援外項目順利進行必須要依靠受援國紅會。各國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的工作狀態、能力我們都有了解，紅十字運動有一個特點，越是人道災難不斷的地區，紅十字組織越強大。所以國際援助，不單是提供援助，也是互相學習的過程。

    當然自己也要有安全防范意識。在阿富汗的時候，我們身邊就發生了4起恐怖襲擊事件。我交待隊員，要集體行動，避開正在沖突的地區。但如果真正遇到了，就要從一個醫療隊變成救援隊，這是我們紅十字工作者的職責。

    為什么要進入這樣的地區？不是中國要刷存在感，而是那里的人道需求太強烈、太迫切了。現在，地球已經成了一個“村”，可是我們卻生活在兩個世界，許多國家的人道災難不斷，一小部分資源供給過去，取得的效果是超出想象的。2017年，我們在阿富汗用100萬美元，做了一次大規模先心病患兒篩查，并直接將首批21名患兒轉運到中國進行免費手術治療。

    但同時我們也面臨著人道資源供給嚴重不足的問題，所以需要更多公益機構和有能力的專業人員參與進來。國際紅十字運動是志愿救濟運動，不能指望每一項救助行動都依靠紅十字會親歷親為，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也就是為其他公益機構和民間志愿者搭建平臺，這是我們今后的努力方向。

    《公益時報》：對于中國紅基會來說，國際援助將怎樣影響基金會發展？

    孫碩鵬：跟其他基金會不一樣的是，我們已經是一個INGO，但我們做得還很不夠。所以別人說我們在拓展國際化，實際上我們是在履行一個運動成員的職責，我們爭取能夠“及格”，爭取與大國地位相適應。

    “走出去”還受到大環境影響，特別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帶動，中國的國力在增強，作為紅十字組織也需要盡自己的義務，這是大局。同時，現在民間援外的呼聲很高，很多企業和組織找到我們，希望借助紅十字的管道和平臺在國際上做些事情；國際紅十字運動成員對我們的信任、訴求也在放大。這段時間，我們經常能收到來自國外的訴求。比如在發起“博愛單車”項目的時候，非洲一個國家的紅新月會在向我們申請時提出：能不能在自行車旁邊加一個跨斗和輪子，用來接病人去醫院，還問能不能多給一些。我們問要多少，他們說要50輛。50輛自行車對一些國家來說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可見人道資源供給的不平衡。

    一旦“走出去”，我們發現就有做不完的事情。去年，我們每個月幾乎都要出國開展國際援助，人手不夠、資源不夠、綜合保障和制度安排也不夠。但我們必須要努力做好，對比其他公益機構，我們肩負著國際人道責任，也擁有許多比較優勢，如果還做不好的話，建設“中國人道領域最具影響的基金會”的目標就是一句空話。

    公益慈善的供給側優化

    《公益時報》：人道服務供給的不充分可以怎樣解決？

    孫碩鵬：2016年，陳竺會長首次提出人道服務供給側問題，這其實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可以說，對人道救助和人道服務供給側的關注打開了紅基會的思路，比如，在兒童大病救助領域，我們選擇了關注兒科振興問題。只有把兒科，尤其是基層兒科、西部兒科做實，才能將患兒留在當地，逐步改變越級診療，醫療成本才能降下來。

    經過充分論證，我們得到了國家衛計委的支持，因為，補短要精準發力、小處著力，兒科振興，紅十字會也可以有所作為。在陳竺會長的倡議和十幾位兩院院士的參與下，我們成立了院士博愛基金，開始啟動“院士+”西部兒科醫師培訓計劃，具體方式是采用“一上一下”的精準培訓。

    “一上”，就是選擇西部一個省，開展科室“配套成組”培訓。就是將西部醫院“小兒心臟病科室”包括外科醫生、麻醉師、護士等，整體安排到上海兒童醫學中心，也就是植入到高等醫療機構進行一對一實踐學習，一訓就是三個月。回到當地后，接診能力顯著提升，吸引和留住病源的優勢也就相應地提高了。

    “一下”的方式是科室托管，讓北京兒童醫院的一個科室，到烏魯木齊接管對應科室一年時間。事實證明，兒科醫療服務的供給側得到了明顯提升。做了一年后，我們又啟動了云南、內蒙古、青海、貴州等地的項目。

    在支持基礎醫療服務方面，我們援建了2400多個博愛衛生院站。但我們越來越認識到，光考慮硬件不行，中國的鄉村醫療服務體系幾十年沒有變過，鄉醫職能有限、服務有限，能力也有限，鄉里鄉親有點感冒還要越級治療，而且鄉醫收入還非常低。于是，我們做了《醫在鄉村》的調研報告，對鄉村醫療體系進行解析，希望在提高鄉醫素質的同時，營造社區就醫環境。我們希望在建設設備齊全、統一的衛生院站后，能將遠程醫療、智慧醫療引入鄉村，最終實現“讓鄉親們在家門口就能看上病”的目標。

    優化人道服務供給，還得益于政府購買服務。比如，在財政部和總會的支持下，“十三五”期間，國家彩票公益金大幅增加了對白血病、先心病大病患兒救助的購買服務，白血病做到了“當年求助、當年救助”，這是個了不起的成績。

    此外，我們還在老齡介護、人體器官捐獻、急救醫學等人道服務供給側問題上展開了行動。總之，供給優化這個問題的提出，讓我們在聚焦生命健康保護的主責主業上，真正打開了思路，看到了非常廣闊的延展空間。

    捐贈增長源于對主責主業的堅守

    《公益時報》：2017年紅基會總收入5.7億元，網絡籌款筆數比去年增加了近5倍之多，原因是什么？

    孫碩鵬：（詳見本期9版）。

    《公益時報》：企業捐贈和專項基金籌款是紅基會的主要籌資模式。我們如何更大程度提高企業參與度、企業參與公益的專業性？

    孫碩鵬：基金會與企業是雙向選擇，很多情況下是企業選擇基金會，公益機構是用公益產品吸引包括公眾和企業在內的投資方。在選擇企業的時候，我們會做一個盡職調查，確認企業資金合法性等內容。合作協議中也會約定必須認同基金會宗旨、認同第三方評估和審計結果發布等。

    企業捐贈有很多種，一種是純投資型，比如投入大病救助；二是共同開展項目，比如，上汽通用五菱資助博愛衛生站建設，強生（中國）資助鄉村醫生培訓等，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合作關系；還有比較普遍的冠名專項基金。基金會要做好捐方維護，發送項目報告，定期走訪溝通。走訪的目的不是募捐和要錢，而是匯報項目進展情況、溝通和征求意見。每次走訪效果都非常好，企業會認識到你是真正尊重他們，真正重視他們的捐贈和投入，感到很有尊嚴和成就感，彼此的距離也就拉近了。

    ■ 本報記者 王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