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的漢口，引導社會和經濟生活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地方官府、士紳派系、家族或個別豪強巨頭，而是經常在西方著作中成為‘行會’的協會組織。經濟領域中商人集體自治的不斷增強，在非經濟事務方面商人越來越多的承擔起官方或半官方性質的責任。”

    ——羅威廉

    漢口行會發展繁榮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經濟理性是行會組織發展的根本動因。羅威廉說：“毋庸置疑，漢口所有地緣組織建立的根本推動力，是貿易。”在第四章“茶葉貿易”里，作者重點評析了茶葉貿易行業的發展、市場競爭、貿易模式及行會組織的孕育和運作機制。漢口茶葉市場興起的初期，由于集中了全國各地的茶商，買賣交易方式、度量衡不規范，樣品和產品質量不符，不按時繳付貨款等市場失范行為經常發生，茶葉商人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經濟理性，由六個茶幫聯合成立了茶業公所，并通過集體的民主協商行為，建立市場規則，促進茶商自律，促使外商履約，還在行業不景氣時敦促政府減稅，維護了茶葉貿易的正常秩序和茶商、茶農的多方利益。

    羅威廉認為，中國商人“在漢口是韋伯所謂‘經濟理性’的堅決擁護者”，“所有參與對外貿易的中國商人現在都希望團結起來，以面對其西方貿易伙伴，這種欲求是漢口茶業公所之類的組織之所以建立起來的主要動因”。因此，成立行會既是應對外國商人的貿易沖突，如針對1867年“麥克萊公司破產”后的償債，也應對茶稅過重而行業不景氣時的要求降低稅率，還有對行業害群之馬的懲戒，甚至在行業遇到國際茶葉貿易競爭出現價格跳水時，還能夠組織起來不賣二季茶葉，以確保頭季茶葉價格的自救行為。“它（茶業公所）在官府面前為商人利益爭辯，迫使政府作出讓步；它制止那些被認為是自行其是的中國商人從事分裂活動；更為重要的是，它維持著貿易活動中兩個主要的中方參與者經紀人與商人之間的和諧關系”，所以，其“勢力與聲望不斷增加”，擁有“無所不能的地位”，依靠會員的支持力量，蓋起了漢口最高大的行會大樓，還辦起了漢口第一份中文報紙《漢報》。

    據羅威廉的研究，19世紀漢口金融信貸行業也是經歷了一個由混亂到規范的行業自律過程，其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就是被譽為“準公共機構”的“錢業公所”。19世紀前半葉，漢口的錢莊、銀號、當鋪眾多，最多時達五百多家，由于初期進入門檻低、缺少監管，當市場波動出現擠兌風險時，屢屢出現一些錢莊老板“跑路”，連帶著一批貿易商號倒閉破產。1866年，浙江幫與安徽幫開始建立協作，1871年江西籍錢莊老板加入，這三個錢莊行幫組建了“漢口錢業公所”。由于行會的積極作用，到19世紀80年代，“雖然仍有個別錢莊倒閉，但銀行與商鋪連鎖多米諾效應得到了很大控制。錢莊的利潤率與安全度也得到提高，這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卓越的錢業公所內部已形成一種新的協作精神”。羅威廉評價說：“錢業公所已經在中國金融管理制度方面開始了一項意義重大的革新：它已經賦予了某種中央銀行的功能。到19世紀80年代，漢口錢業公所已經穩步的使當地信貸市場可以適應巨大的區域間貿易與對外貿易的需要，其發展程度也許超出上海或其他商業中心所達到的高度。”

    其次，具有現代性的治理機制形成了行會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漢口的行會可以說是本土民主傳統的策源地”。“漢口行會之根本宗旨乃是自治自立之公團，換言之，行會及其全體成員有權制定行會政策及其運營決策”。“漢口行會的官員都是在每年一度的全體成員會議上選舉產生的。工程項目管理人員也同樣是在專門為此目的而召開的會議上由全體成員選舉的。這種選舉領導人的過程被稱作‘公推’”，“有關行會成員利益的重大決定，都不是僅僅由這些領導人做出的，而是特別召集行會成員協商之后做出的”，民主以后還需集中，決策權與日常經營管理權分設，“日常的事務性決定必然不可能都由全體成員投票做出，而只能委托少數行會官員以行會的名義做出”。“這些行會官員，專門性的稱呼往往是‘統事’或‘首士’。在復合式同業行會中，那些地緣性子幫的首腦人物共同分享母組織內的決策權，但一定會有一個人在這些平等的人們中間較為突出，其地位也相對長期地穩定。因此，雖然茶葉公所由六幫統事領導”，但其創始人張寅賓是核心領導人。而“張寅賓之所以在太平天國運動后的數十年一直雄踞茶葉公所之首座，并非因為其家族血統，而是他有能力做出艱難的決斷，可以壓服那些不馴服的成員以維護行業的團結，以及可以圓熟地與道臺、海關稅務司等人打交道”。漢口行會的這種治理結構和運營機制，已經很具有現代性，既民主又集中，負責人民主推選、定期輪換，主要決策通過民主協商，經費來自會員分攤并做到公開透明，最高決策權和日常經營權、監督權分設，行會竭誠為會員服務，為會員創造價值，因此，形成了其行業影響力和吸引力，使其得到長期發展和繁榮，以至于清末民初時期，漢口最好的建筑大多是行會的。

    第三，官府的寬容和鼓勵促進了行會的發展和繁榮。前文提到了漢口特有的小政府管理模式，正是由于這個城市一直沒有層級很高的官衙，因此給了經濟社會發展以極大的自由自主空間。羅威廉認為：“由于城市社會日益復雜，而行政管理機構的預算與人員設置卻仍然維持著相對較小的規模，于是為了管理城市，政府遂越來越多的給予社會更大的經濟、社會職權和最終的政治自主權。”

    武漢在清末曾經是中國工業和商貿業僅次于上海的大都市，這個城市的崛起除了地理因素外，一批地方官員和政治家的積極作為發揮了巨大推動作用。其中功績最為突出的當屬張之洞，學者馮天瑜曾評價說：“經張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慘淡經營，湖北由一個深居腹地、經濟文化均處中等發達程度的省份,一躍而為晚清全國最重要的機器工業中心之一，某些門類（如鋼鐵工業、軍火工業）在當時的東亞也占據領先地位。”但羅威廉的這部漢口斷代史研究不涵括張之洞的治鄂時期。他在書中列舉了幾位開明的湖廣總督、湖北巡撫、漢陽知府、漢口道臺對漢口商業和社會事業繁榮的貢獻——“18世紀中期兩位經世人才晏斯盛和陳宏謀擔任巡撫的時候。充分了解商業活動的價值，并利用商業機構去達到國家的目標，一直是他們施政中的重要部分”，還有湖北巡撫胡林翼，在太平天國時期維護漢口治安并全力恢復商業秩序、改革牙行制度、設立征收商貿稅收的湖北鹽茶牙厘局，湖廣總督官文奏請皇帝批準設立漢口道臺官職、增設“江漢關”、改革鹽業政府專營模式，湖廣總督林則徐支持并經常參加同鄉會館活動，漢口道臺惲彥琦支持茶業公所抵制外商的不規范交易等。羅威廉評價說：“總的來說，漢口的官員對于當地商業組織在獲得批準和正式承認方面持一種寬松態度。”他們除了參加他們的活動外，還幫助題寫會所匾額，甚至參與捐款建設會所，對一些具有影響力的公所還給予一些特別授權，“通過給行會規章蓋章（鈐印），官府給這些規章賦予了法律力量。因此，茶葉公所的規章中包括這樣的一款：本章程已呈漢口道，并蒙立案。若有茶牙不遵成法，故違規章，除本所成員概不與之交易外，仍遞解公堂，呈請懲處。”

    清末漢口行會的發展和繁榮，給當今中國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的發展很多啟示，行會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伴生物，經濟貿易的發展和繁榮需要行業協會組織充分發揮作用。政府支持行會發展，可以有效增進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和諧，并增加國家稅收。但行會的可持續發展，首先需要樹立為會員服務的理念，為會員創造了價值才能獲得長久支持和發展繁榮；而科學的治理結構，民主與集中相結合的運作機制，則是行會發展的生命力所在。

    （作者系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副理事長）

    ■ 劉選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