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菅宇正

    作為第一批被允許在中國設立辦事機構的國際非政府組織，自1988年北京辦事處正式成立至今，福特基金會已經在中國走過了近30年的歷程。在福特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高倩倩看來，歷經中國公益慈善行業從無到有再到如今迅猛發展的整個過程，福特基金會是見證者，更是參與者；在行業不斷完善及相關法律政策相繼出臺的同時，福特基金會也在積極調整予以適應。

    面對與美國公益行業截然不同的發展模式，高倩倩認為，當下的中國公益行業應該更加注重如何讓行業內不斷涌現的新事物、新模式以及日益多元的組織之間相互了解、相互融合，形成合力。而對于基金會如何“走出去”，高倩倩也有著自己的理解。

    從2.5萬美元到125億

    依靠創始人愛德索爾·福特（福特汽車創始人亨利·福特長子）最初捐贈的25000美元現金及福特汽車部分股票，成立于1936年的福特基金會用86年的時間將資產積累到125億美元，并從最初致力于推動公眾福利的地區性基金會成為如今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會之一，在全球設有10個代表處，資助開展公益慈善活動。

    資產的快速積累，一方面得益于福特汽車股票的升值，另一方面得益于美國法律環境對基金會投資活動的支持。

    “福特基金會自上世紀40年代開始從未進行過任何形式的籌款，全部資金均是基金會的自有資產。”高倩倩說道，“經歷美國股市的黃金時期，創始人愛德索爾·福特所捐贈的福特汽車公司部分股票的市值不斷攀升，基金會在發展過程中選擇將其中一部分出售，這也成為了基金會發展的主要資金來源；此外，美國對于公益慈善方面的法律體系發展較早，也較為成熟，基金會出售股票獲得的收益不需要納稅，投資收益也均享受免稅優惠，這為基金會的投資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間，也使得福特基金會的資產得以不斷增加。”

    隨著資產的增加，福特基金會的業務范圍越來越廣，截至目前，除位于美國紐約的總部外，基金會在全球還有10個辦事處，負責各自所在地區的業務活動。

    高倩倩表示：“福特基金會致力于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而不平等問題涉及多個維度，包括教育和經濟機會不平等、參與決策機會不平等、文化和身份表達能力的差異，以及性別不平等等。我們清楚地認識到，由于不同的國家的國情、宗教、文化等存在諸多差異，會讓不平等問題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不能期望單一的方式解決，因此全球的10個地區辦事處針對各自所在區域的歷史、文化、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制定本地區應對不平等問題的資助戰略。通過相應調研和判斷，最終針對性選擇開展或資助一些項目以解決當地的不平等問題。”

    “以福特基金會北京代表處為例，在中國提出2020年全面脫貧的總體要求下，絕大多數的偏遠農村地區成為了人們關注的重點，而福特基金會開始關注城市周邊區域，因為當中很多區域是在中國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中被動納入城市版圖，居民的實際生活條件以及生存狀況尚未得到提升，成為容易被忽視的群體，為此，我們開始支持一些針對城市人口貧困可能性的研究，希望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用合適的方式，聯合當地政府和社會力量應對區域內可能存在的不平等問題。” 高倩倩表示。

    福特與中國公益事業發展

    從1988年2月在北京成立辦事處算起，福特基金會儼然已經在中國度過了近30個年頭，這也被很多人認為是福特基金會在中國開展業務的起點，但其實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福特基金會就已經開始在美國不同高校資助并建立中國研究中心。

    “當時主要是為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或者學術機構提供支持。”高倩倩說道。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憑借此前研究所積累的經驗，福特基金會與中國的往來更加密切。

    1987年12月10日，福特基金會正式在北京市工商局完成注冊登記手續，成為第一批在華設立辦事機構的非政府組織。談及當時中國公益慈善領域的狀況，高倩倩說：“那個時期，中國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公益慈善行業，僅有幾家基金會、社會團體也大都屬于事業單位。人們對于公益慈善到底該干什么并沒有清晰的概念。到了90年代中期，環保類、婦女權益類社會組織開始出現，如何進行有效監管和引導其發展成為了那個時期擺在政府部門面前的一個問題，福特基金會開始一方面資助社會組織發展，一方面與政府及其下屬的研究機構合作，資助他們出國考察，了解其他國家的做法和經驗。”

    在高倩倩看來，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的正式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中國公益慈善行業的初步成型，包括登記注冊、日常運作、監督管理等開始有了較為清晰的界定，為行業打開了很大的發展空間。

    如今，中國公益行業已經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公募基金會、非公募基金會、互聯網公益平臺、社會企業等新的組織形式爭相出現并迅速發展，這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的發展方式截然不同。

    “在西方國家，公益慈善行業的發展方式，是針對某一類社會問題先出現一類公益組織，當這類組織無法解決當下社會問題時，再出現新的組織形式，更像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但中國公益慈善行業的發展，是同一時期出現不同形式的組織，這樣雖然讓行業實現了多元化發展，但如何確保不同組織之間了解相互優劣進而各司其職并相互兼容，形成一個優勢互補的公益生態區，是當下中國行業需要思考的問題。”高倩倩強調

    公益機構“走出去”的三大要素

    在中國公益慈善行業迅猛發展的今天，選擇“走出去”或者有此想法的公益機構不在少數，救災、扶貧、兒童營養等方面已經有一批中國本土公益機構開始嘗試走出國門，作為一家目前在包括南非、巴西、墨西哥、中國等10個國家、地區設有辦事處，總部位于美國紐約的全球性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無疑在“走出去”方面有著成功的經驗。

    高倩倩認為，公益機構走出去，需要首先考慮三點：1、為什么要走出去？2、機構財力是否能支撐項目團隊走出去？3、機構員工是否具備走出去的能力？

    為什么要走出去，這是每一個有‘走出去’想法的公益機構首先要考慮的問題，福特基金會同樣如此。

    基金會在1936年成立之時，其定位、目標與如今的福特基金會并不相同。1950年，一份歷時近2年，長達100多頁的報告-《關于福特基金會的政策和規劃的報告》（1948年秋開始，1949年11月完成，報告共142頁，被稱為福特基金會大憲章）就基金會應如何最有效、最明智地使用其資源造福人類進行了詳盡論述。

    正是基于這份報告，福特基金會開始著手重組并對自身宗旨及發展方向做出重大調整，進而從一個美國本土基金會轉變為一個致力于國際和平和改善人類福利的國際基金會。

    “福特基金會在全世界不同國家開展活動，是在自身進行調查、準備之后開始獲得，是與基金會調整之后的宗旨相符的。（宗旨：加強民主價值觀，減少貧困和不公正，推動國際合作，促進人類的成就。）”高倩倩強調。

    除此之外，公益機構財力及工作人員專業能力是否能支撐機構或項目“走出去”也是需要考量的問題。高倩倩說：“福特基金會北京代表處目前每年的經費是1200萬美元，是總部固定給予的資金預算，并不需要我們提前向總部申請，這樣的資金預算可以支撐我們在中國的業務發展，在資金審批方面，20萬美元以下的資助，我可以直接批準，超過20萬的資助，再向總部申請。而在辦事處運營方面，我們目前有4位項目官員具體負責制定辦事處不同時期開展的資助工作，并完成對申請資助的項目的篩選工作，業務相對獨立，總部并不過多干預，辦事處保持每月與總部負責亞洲事務的副會長溝通近期工作，僅在總部對某一個資助項目產生疑問時，由我向總部說明具體的資助原因及它能夠解決當地怎樣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以此來確保與基金會自身宗旨相符。”

    “并不是所有的基金會或公益機構都要走出國門，應該認真考慮是否是自身需要、是否有能力支撐。”高倩倩補充道。

    設立代表機構

    2017年1月1日，《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正式出臺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在國內開展長期活動需在公安部門登記設立代表機構，開展短期活動需與境內組織合作開展。6月30日，福特基金會正式完成在北京市公安局登記注冊手續。

    對于整個登記注冊過程，高倩倩認為總體而言比較順利。“新法出臺且尚未正式實施的時候，我們一直在等待業務主管單位名錄的出臺，因為對于很多境外非政府組織而言，尋找到合適的業務主管單位并獲得認可非常關鍵。”

    據高倩倩介紹，去年12月份，業務主管名錄出臺，根據《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活動領域和項目目錄、業務主管單位名錄》的劃分，福特基金會的業務范圍無法被其中一家業務主管單位所涵蓋，基金會嘗試與名錄中的幾家單位溝通后均沒有回復，準備工作也隨之進展緩慢。

    2017年4月份，基金會與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建立聯系后，發現其業務范圍非常廣泛，且與全球眾多國家有著緊密的聯系，這正是福特基金會所需要的。但其并不在公安部公布的業務主管單位名錄當中，基金會隨即與公安部取得聯系并對相關情況進行說明，公安部經過討論后最終同意了我們的請求。

    “業務主管單位的問題解決以后，其他登記注冊工作進展非常迅速，這與此前福特基金會已設立北京辦事處，且在資金使用、日常運作等方面較為完備有很大關系。”高倩倩表示。

    談及對《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看法，高倩倩表示：“這部法律從制定、出臺到實施，政府部門都采取了積極、開放的態度，邀請了包括境外非政府組織、業界學者、專家等參與，福特基金會也參與其中的討論，而且這部法本身也為境外非政府組織在華開展活動提供了指引，讓流程更加清晰，希望在今后的執行過程中，境外非政府組織、業務主管部門之間能夠加強交流，讓其成為一部鼓勵性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