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王會賢

    新媒體技術的普及，使女性利用媒體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和實效大大提高，但傳播中仍然存在性別偏見、歧視。中國傳媒大學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媒介與女性藍皮書：中國媒介與女性發展報告（2015~2016）》中指出，很多對女性發展不利的意識觀念和社會話語，依然通過各種形式在傳播和復現；一些媒體在對農村留守女童的報道中，缺乏專業素養。

    “互聯網+”時代，社會性別議題的媒體表達亟待提升

    “社會性別議題”這個概念不僅包含對女性的報道，而且包含對涉及性別公正、性別平等的所有事件的特別關注。有研究者通過對北京市10家媒體機構的40位媒體從業者深度訪談發現，相當多的受訪者對性別議題的概念和內涵存在著歧義性的認知，導致他們在性別議題制播過程中往往缺乏將性別公正和性別平等作為最重要的價值認同的意識。

    新媒體技術的普及使女性利用媒體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和實效大大提高了，新媒體技術還增強了女性推進自身權益進程的自主性和可操作性。不過，當前媒體的制作和傳播還需要特別注意甄別和去除有關性別偏見和性別歧視的內容與觀念，特別要防止這些內容與觀念裹挾在消費主義、娛樂至上等潮流中得以傳播。

    男女平等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但是幾千年的封建思想并未完全消除，很多對女性發展不利的意識觀念和社會話語，依然通過各種形式在傳播和復現。特別在“互聯網+”的時代，對女性污名化和物化的現象既普遍又隱蔽。中國婦女的發展問題既與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密切相關，也與中國婦女自身的性別觀念和主體意識息息相關。面對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主流和非主流同時并存、社會思潮紛紜激蕩的新形勢，如何實現男女的機會平等、過程平等和結果平等，亟須傳媒在制播實踐中發揮其重要作用。

    性別議題是關乎婦女發展的社會輿論焦點，是講好中國婦女故事的重要內容，也一直是國際國內輿論的重要關注點。在媒體高度發展的時代，性別研究不是學術研究的自說自話，還需要通過媒體傳播影響廣泛的社會人群。提升社會性別議題的媒體表達能力，既是新媒體時代傳媒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新的時代語境下女性更好地運用媒體增強權能的重要保障。

    從對農村留守女童報道的標題、用詞來看，一些媒體缺乏專業素養

    藍皮書指出，在農村留守女童報道中，“社會關愛留守女童”主題是出現頻率最高的主題。2007~2015年，從報道數量來看，“社會關愛留守女童”報道數量呈遞增趨勢，從2007年的8條報道，到2015年的59條報道，約增加了6倍。參與機構從2007年的以企業為主導，發展到包括婦聯在內的各級政府、事業單位、媒體、個人。對留守女童的關愛方式，從針對留守女童的物質資助，發展到對留守女童的陪伴和心理撫慰，包括生活知識、性教育、自我保護知識、青春期知識講座以及專門的針對性侵防范的講座等。

    從2012年起，媒體對農村留守女童性侵問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個社會更加關注農村留守女童的性侵問題。但是，高關注度背后依然有一些不和諧的聲音。

    一些報道為了吸引讀者眼球，在新聞標題上刻意選擇了一些追求轟動效應的標題。從新聞制作來看，標題突出了新聞事件的幾大要素。但是，從標題的詞語選擇方面可以發現，媒體對新聞的轟動效應的追求超出了對社會效應的追求。報道對實施性侵者使用了“變態殺手”“禽獸教師”“戀童色魔”“大灰狼”等情感色彩極濃的詞語，對留守女童的遭遇采用了“凌辱”“摧殘”“強奸”“先奸后殺”“奸殺”“拋尸”之類能吸引讀者眼球的詞語。此外，女童因渴望溫暖而遭性侵這一令人同情的案例，在標題中卻成了極大的反諷。女童被10位中老年人性侵這一極其惡劣的事件，因為副標題中引述了村民對女童的污蔑“都是那女孩主動的”，而大大削弱了事件的負面影響，給受眾帶來誤導。這些都是媒體追求商業利潤，缺乏人文關懷的表現。

    從報道內容來看，不少媒體在對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的報道中，將更多的關注點放在描述和展示性侵的過程上，對一些涉性內容展開直白或簡略的描述，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和固化了受眾對性侵報道的想象，嚴重削弱了報道的社會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被性侵女童的二次傷害。

    《報告》認為，隨著婦女發展的第十三個五年計劃的制定，媒介與女性的發展迎來了新的機遇期。首先，在營造對女性權益有利的輿論環境方面，媒介自身可以做到更加指標化和精細化。其次，通過進一步提高女性的媒介權益與媒介素養，繼續普及全社會的性別平等觀念。最后，全方位多渠道提升媒介與女性和諧發展的路徑已經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