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安徽北部小城的賀永強，似乎對鄉土文化有著別樣的情懷，“小的時候，城里的孩子到農村來找我玩，我帶他到田野里摘野果子吃，我知道很多好吃的野果子他卻不敢吃。但是，他拿給我的一些玩具我也沒有玩過，這樣我們各自安好，各自有自豪的東西。”之所以發起“爺爺奶奶一堂課”，賀永強是為了“尋根”，希望從本地的文化中來尋找力量，通過當地老人的言傳身教，讓當地的孩子能像當年的自己一樣，對生養的土地產生更深切的愛意，重拾自信，從心理上強大起來。

    如今，他發起的“爺爺奶奶一堂課”項目即將迎來兩周年，兩年的時間，“爺爺奶奶一堂課”讓1300多位老人走上講臺，在全國24個省，298個學校和社區，20多萬孩子接受了本土文化和鄉土習俗的傳承。

    但這些在賀永強看來還遠遠不夠，“我計劃在今年年底，走上講臺的老人要超過2000位，開課的城市超過100個。在2018年，全國660個地級市要覆蓋一半以上。”賀永強似乎對這一計劃信心滿滿。

    “爺爺奶奶一堂課”經過兩年的實踐與摸索，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支持和肯定，賀永強也剛剛因此榮獲了“第四屆CCTV慈善人物”獎。

    賀永強表示：“爺爺奶奶一堂課是鄉土教育的一個便捷入口，但還不是鄉土教育的理想模型。它只是一個初級產品，通過這個初級產品去敲開大家對鄉土教育價值認知的大門，讓大家認識到什么是鄉土教育，以此把政府、社會、學校和家庭的力量聚攏起來，把大家的心靈打開，形成一致的價值觀和行動的合力。”

    文化的意義在于

    找到自身的尊嚴

    《公益時報》：獲得第四屆CCTV慈善人物有什么感受和感想？

    賀永強：沒有太多的興奮，更多的應該還是感到更大的責任和各界對自己更高的期待，這個獎是對“爺爺奶奶一堂課”的肯定。

    兩年前在做鄉土教材時，鄉土教育還是一個很小眾的東西，仿佛是一腳踏進了一塊不為人所知的領地。那時候，我希望搜集一些關于鄉土教育的理論體系、實踐經驗以及相關案例，但在中文的互聯網里能搜索到的信息卻寥寥無幾。經過兩年的努力和嘗試，能夠讓獲得這樣的獎，說明了鄉土教育本身的價值，這種肯定會讓更多的人和資源投入到這個領域，也一定會讓鄉土教育事業獲得更加快速的發展，這才是我最開心的。

    《公益時報》：“爺爺奶奶一堂課”即將迎來兩周年，通過兩年的實踐和探索，你對鄉土教育和鄉土文化有哪些新的認知和感受？

    賀永強：我做這個事情的發心聚焦于留守兒童，是從社會需求、自我認知和自我意識出發的。我是一個來自農村的孩子，知道農村的孩子到了一個開放的都市后對未知世界的惶恐不安、自卑和無法融入的焦慮，深怕別人看不起，很難釋放和打開自己。這樣便制約了他和別人的交往、正常的合作和競爭，這種深層次的自卑就帶來了未來發展機會上的不公平。所以，我希望農村的孩子無論走到哪里，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同時，能夠樹立起自己的信心，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最初的發心是希望他們從心理上強大起來，從本地的文化中尋找力量。然而走著走著卻發現，越是西部例如云南、青海等經濟欠發達地區，對鄉土教育價值的識別和接受程度反而越低。相反例如珠三角、長三角等經濟較發達的地區，特別認可“爺爺奶奶一堂課”這種鄉土教育、社區教育的意義和價值。這讓我覺得和當初出發的方向和初衷不一樣，但后來我理解了。

    首先，從需求層次上來說，那些地方還在解決一些很基礎的問題，教育部門還在從硬件上考慮基礎教育均衡發展，鄉土文化不是他們急需解決的事情。

    其次，在欠發達地區，老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相對可選的范圍就會很窄。他們既識別不出需求，也很難發現其中的價值的話，就會產生很高的溝通成本，推動速度會也非常慢。

    最后，經濟較發達地區，教育上已經在追求更高層次的東西。比如，我家孩子原來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學校有來自政府購買服務的經費，每周都會安排諸如捏泥人、抖空竹等一些具有北京城市文化的課程。或者集體出游去北京科技館等地方，讓孩子了解所在城市的文化。這種政府購買服務目前在青島、上海都已開始實施。

    在貧困地區推廣很困難，我覺得僅僅從服務上還不能解決問題，還需要大力倡導。未來我們計劃做一些關于鄉土教育價值的倡導類活動，把較發達地區行之有效的優秀鄉土教育分享給欠發達地區，促動他們更加重視。

    《公益時報》：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鄉土教育，你覺得這和國家大力提倡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嗎？

    賀永強：任何一個公益項目的設計，包括“爺爺奶奶一堂課”在內，在做項目設計研究的時候，國家政策是必須首先要考慮的，包括文化環境、歷史、現狀以及未來的可能的，必須將其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

    爺爺奶奶一堂課這兩年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有大環境的推動，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因為民間的這種推動，也會反過來影響了大環境的生態，它是一種交互的。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出臺了地方文件要求在當地推廣“爺爺奶奶一堂課”，這樣就形成了一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力。

    《公益時報》：“爺爺奶奶一堂課”之所以在兩年內發展迅速，有哪些可以分享和借鑒的經驗？

    賀永強：我覺得核心有兩點：第一，一定要立足于需求，不管是公益產品還是商業產品，都要研究用戶的需求，這是根本，也是最基礎的部分。

    第二，給各方都要有價值和成就感。要想讓別人一直支持你的項目或產品，必須要清楚他的動力是什么，必須要從價值供給方面來考慮。比如學校為什么愿意讓我們的項目落地，你要考慮到學校校長、老師有什么訴求，是否有機會評個特色學校？他們的孩子在學了本地文化以后是否會有演出的機會？老人授課以后是否會在社區里有一定的知名度。

    有了這些考慮以后，將其呈現出來才有可能吸引他們持續的參與。通過價值供給建立關系，形成價值的共同體，只是第一步，而經過久而久之的共事便會形成一種可以忘掉價值而升華到價值觀的共同體關系，這是事業發展的基石。

    《公益時報》：兩年前采訪你時，你計劃將“爺爺奶奶一堂課”做成規模化，并提出“自營店”、“加盟店”的概念，目前是什么情況？

    賀永強：所謂“加盟店”是我們的一個品牌授權，我們對有意愿在本地執行爺爺奶奶的一堂課的公益機構同仁進行培訓，告訴他們如何來操作、從哪里找資金、怎么找老人、如何組織活動、怎么組建團隊，找到老人之后怎么培訓等，在具備了這個能力后，就可以在本地用“爺爺奶奶一堂課”這個項目品牌來開展工作。

    之所以去分享技術和品牌，是因為我們認為一家機構做大是不足以發展這項事業的，要讓這項事業做大必須要分擔責任、分享價值。

    如今的全國各地的爺爺奶奶一堂課大部分都是“加盟店”在做，他們的創新能力甚至超過了我們“自營店”本身。他們對于課程的開發能力很強，完全立足于本地的文化。

    “爺爺奶奶一堂課”的課程內容設置是“10+X”的模式，十堂規定課，如族群歷史、我們的母親河，再加上X堂有當地特色的課。X的部分如今被“加盟店”設計的精彩紛呈，十是我們創立的，X是由當地來創新。我覺得這樣特別好，要給他們一定的開放性，這樣他們就不是去完成一個設定的任務目標，而是創造性地去工作。

    截至目前，我們所覆蓋的24個省100多個城市，只有幾家是“自營店”做的，90%以上都是“加盟店”在做。而我們的“自營店”目前只有5個人，主要負責對加盟店的培訓和管理，這樣的方式能夠把大家的力量發揮出來。

    搭建鄉土教育大平臺

    《公益時報》：“爺爺奶奶一堂課”在政府層面的推動如何？

    賀永強：現在各個地方伙伴的資金來源80%都來自于政府購買服務，尤其是創投，不再是發起時完全依靠公眾籌款，所以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比較大的推動。

    《公益時報》：如何讓“爺爺奶奶一堂課”做到可持續？

    賀永強：爺爺奶奶一堂課是鄉土教育的一個入口，而不是我們的終極產品。我覺得它是一個敲門磚，通過這個產品去敲開一些門，讓人們認識到什么是鄉土教育。

    “爺爺奶奶一堂課”有兩個價值，第一把門打開。第二通過“爺爺奶奶一堂課”在全國網絡的發展中形成一個全國鄉土教育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推出一些新的產品，包括跨地域的文化游學。比如你的孩子除了了解北京的本地文化，還想去安徽看看黃梅戲、看看黃山，了解徽派的歷史人文，這已經是家長提出的十分顯性的需求。

    這是其中一個方向，只要是有需求的就值得去嘗試，目前已經在制定方案中。同時，我們還會做一些出版物，也可能是鄉土教材，形式還未設定，比如繪本之類的。

    我也計劃和禾鄰社這樣的專業鄉土教育機構合作，借助他們的優勢資源，在同一個平臺上一起做產品創新。總而言之，“爺爺奶奶一堂課”在我的總體設計里面它是一個初級產品。

    《公益時報》：“爺爺奶奶一堂課”如果說是初級產品，那么你的整體設計又是怎樣的呢？

    賀永強：公益改變的是人的生活方式。未來，我希望通過新媒體和諸如移動互聯網這種方式，或者更智能、更信息化的終端，比如，以當下能夠理解的技術來想象，即：拿起手機來就可以找到身邊有趣的歷史、人物、故事，有趣的且有文化的吃飯的地方。

    微信上現在有身邊的“小程序”，未來可以有你身邊的文化，你身邊住的民宿，你身邊有趣的故事、傳說、老人、文化、各種文化藝術形式，包括你到任何一個地方去，都能夠以文化作為切入點，讓你去了解一個地方。

    對于孩子來說，這會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平臺。對于年輕人來說，會是一個升級的消費平臺，更加具有文化體驗，會形成消費模式上的創新。已經有投資人找我們探討合作的可能性，但在我們的計劃中，目前仍然是扎實做好基本面的工作，就是讓孩子受教育、老人得尊重，文化就傳承。

    《公益時報》：“爺爺奶奶一堂課”接下來有什么規劃？

    賀永強：在規模化方面，計劃在2018年上半年全國660個地級市能夠覆蓋一半以上。在討論一個產品的時候，100個用戶和200個用戶可能是不同的產品，產品思維就不會大相徑庭。目前爺爺奶奶一堂課的發展還遠遠不夠，我希望它有更大的范圍，扎實有效地服務更多的人群，以后我們再基于更大的范圍基礎上去探討它的可能性，那可能才是我們的未來。

    ■ 本報記者 李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