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寨溝地震過后，當地政府迅速行動，公益組織也派遣工作人員趕往災區。與此同時，就像災害的副作用一樣，網絡上除了鋪天蓋地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之外，這回還是沒能躲過質疑的聲音。

    壹基金又攤上事兒了，而且上演的還是一出穿越劇，有人把2014年壹基金告一段落的蘆山地震救災問題又翻了出來。而壹基金秘書長李勁隨后發了《致全國壹家人的一封信》，從地震救災資金的開支、壹基金財務管理、資金往來等問題上都一一“再次”作了回應。

    今天主要的目的不是要為誰正名，在伴隨救災的唇槍舌戰背后，我們呼吁的“人人公益”，首先要做到的是人人都能理性并獨立地思考。

    沒災的時候，要做的往往更多。

    救災不等于應急，救災行為更應該是常態而不是只在災后短暫實施。

    救災在業內有個專業的稱呼，叫災害管理，它一般被劃分為五個階段：減災、防災、備災、應急和恢復（災后重建）。

    災害隨時隨地有可能發生，在發生之前，我們必須降低災害發生的可能（比如治理環境問題），提高對災害的防御能力（提高建筑質量），為可能到來的災害做好準備（提高準備物資和演練），這些工作統稱為減災（減輕災害風險），這一方面需要專業的評估和操作，一方面需要所有人對災害的充分認識，知道遇到災害以后應該怎么反應。

    所謂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做好災前階段的減防災、備災工作的效果，比災后救助好得多。而這個階段，卻往往是政府和民間之前考慮的較少，而現在越來越重視的。這也就是為什么日本、臺灣、新西蘭甚至智利大災時候死傷少，而土耳其、海地、巴基斯坦損失慘重的原因。

    救災比我們想象中的難得多，不僅危險，而且分寸很重要。

    應急階段在國內又被劃分為2~3個階段：緊急響應階段、緊急救援階段和過渡安置階段。

    響應階段和緊急救援階段的工作以生命救援和提供基本保障物資為主，輔以醫療、心理、凈水、環保、老弱病殘幼照顧等方面的參與。災后的應急工作因為需求迫切，災區環境復雜危險，操作技術難度很大。

    在短時間內把大量的保障物資和資源迅速按照數量和類型分配給需要的不同人群，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物資發給了不該發的人很有問題，而過多的物資和援助除了浪費，還會造成受災社區內的糾紛、災民喪失自主意識以及對當地的市場機制造成破壞。

    重建階段歷時漫長，需要多領域長期持續專業化的投入。

    重建不光是房屋和基礎設施的重建，還包括社區、心理、生計、衛生、兒童、教育、環境、文化、民族傳統、養老助殘等方面的工作，而這些工作的共同特點就是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相當的專業度，這就需要有專門的人才在災區持續工作幾年的時間。

    汶川地震后三年重建兩年完成的提法其實并不科學，雖然基建做得很好，但現在還留下很多其他方面的后遺癥。遺憾的是，現在我國在重建方面的專業人才非常的匱乏，很少有專業人員愿意在災區一待好幾年。現在是有錢也找不到人到災區干活，只好增加資金和培訓投入，培養和建設更多能在災區工作的公益組織，支持更多的重建項目，鼓勵人們到災區去服務。

    而關于重建的時間規劃，例如汶川地震后的香港紅十字會籌資約13億港幣，重建規劃十年。雅安災后重建，政府的重建規劃是：“三年基本完成、五年整體跨越、七年同步小康。”在國際上，重建時間也都長短不一，但總體來說，災后重建不僅是基礎設施的重建，而是受災人群各方面恢復、建設和發展的漫長過程。

    民間要做的，是政府不做或做不過來的。

    政府的特點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比如滿足集中人口的需求，大規模基礎建設，整體的規劃和發展等。但救災總有先后，偏遠地區和救援盲點的問題始終會在最后才能得到解決，一般災區道路情況都比較差，整體滿足基本需求需要至少幾天的時間，這幾天的時間里災民不能一味等待，這就需要民間組織優先解決政府救災序列里靠后的人群的需求。這部分災民數量相對較少、人群類型較多、地理分布分散，適合民間有針對性的靈活展開救助。

    花錢最快的還是搞基礎建設，但也有部分地區比如民族地區需要個別化的恢復和發展，政府再強大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有要求都分別合理滿足。民間則可以做得更精細，做出有意義的示范和探索。

    民間不能和政府搶活干。雅安地震政府災后投入800多億，民間募集善款加起來不過十幾億，和政府搶活干相當于浪費社會資源，同時有為數不少的災民會得不到合理的救助。另外，政府在軟性建設上是弱項，民政救災目標的“六個有”，只包括“有房住、有衣穿、有飯吃、有水喝、有醫療、有學上”。社區重建、環保、心理、文化保護等一樣對于災民意義重大，需要社會力量更多去參與和示范。

    善款想要花出效果來，需要科學規劃、合理使用，對專業性、人力和時間要求都很高。

    不深入災區，所有的需求都是我們的臆想。

    拿錢去搞基礎建設，或者把錢撥給政府去解決是最快的方法，比如汶川地震之后，紅會的錢花不掉，直接分給了災區各地紅會，進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幾天就可以把幾十億分完。

    修幾個學校、蓋幾個小區幾千萬是小意思。這樣的意義何在？民間和政府的工作有什么差別？救災水平是否得到了提高？是否有更多樣化的災民需求得到了滿足？

    這些問題很容易就可以得出答案。汶川地震后已經有很多反例出現，有很多救災重建項目都因為專業性不足以失敗告終，比如多地的養兔項目最后都不了了之，以捐助的種兔死絕作為結束，其實災民根本就沒有養兔的技能和積極性，所以善款投入打了水漂。

    我們重建的學習對象臺灣也走過彎路，慈濟在“88風災”之后快速上馬幾個月建成的小區被證明不適合高山民族居住，嚴重影響到民族傳統的延續，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風波，慈濟不得不又為村民建了另外一個村子。

    可見，評價善款是否使用得當，不僅要看錢花的效率，更重要的是要看錢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