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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王勇

    2016年6月，北京朝陽大悅城單向空間，一場普通卻又特殊的新書分享會在這里舉行。

    普通，在于它和一般的新書分享會毫無區別，有主持人、作者、讀者、相關人物，在單向空間這樣一個每周舉辦類似活動的地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然而，它又是特殊的，特殊在于這場新書分享會的主角是兩位家政工大姐——來自西安的下崗工人安翠萍和濟南大澗溝村的農民高云。

    一方是位于北京繁華地帶，致力于提供智力、思想和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間，著名作家等知識分子云集的單向空間；一方是在公共空間基本處于失語狀態的家政工。將二者連接在一起的是一本名為《怒放的地丁花》的家政工口述史。

    這是一本由樂施會發起，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打工妹之家、西安家政工工會、濟南槐蔭積成社區社會服務中心支持，記者高欣采編撰稿，20余位家政工口述，歷時1年多完成的新書。從某種角度上說，安翠萍、高云也是作者之一——她們用口述的方式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來自家政工大姐的聲音

    家政工，曾經的保姆，現在的月嫂、住家工、老年護理、鐘點工、保潔……這是很多市民熟悉的陌生人——似乎每個人身邊都有，卻叫不出她們具體的名字，不知道她們內心在想些什么。

    在她們還叫保姆的年代，電視上似乎還有她們的形象，輿論中還有一段時間專門討論她們。一二十年過去了，當家政工已經超過2000萬的時候，她們的聲音卻淹沒了，一如很多的弱勢人群。

    她們來自哪？她們有著怎樣的喜怒哀樂？她們擔心著什么？

    “眼里要有活，不要雇主指一點干一點，要不怕臟不怕累。哪個雇主不喜歡愛干活兒的家政工啊！”

    從濟南大澗溝村出來的高云不僅堅持做了12年家政，還總結出了從事家政工作的原則：年輕雇主家好干；吃虧不吃“氣”；眼里要有活；婆媳矛盾不要參與……對行業的前景她有著樸素的擔憂——現在的孩子都是大學生、獨生子女，以后家政這種工作，誰干啊？

    “這是24小時連軸轉的工作，孩子一哼我就起來了，有時還需要凌晨起床給產婦做飯。”

    關于月嫂的高工資，安翠萍表示，看著蠻多，但身體特別累，因為要連續工作一個月，很多時候，都得一口氣干到底。有著下崗經歷的她，對得到尊重格外重視，她說：“通過我的努力，現在周圍人都認可我了，我就有了價值。”

    女主人就直接來了句：“我讓你干啥你就干啥。”我說：“你讓我跳樓我也跳樓嗎？”她一愣。我接著說：“這樣，咱倆性格也不合，你把錢給我結了，我走。”

    梁蕓之所以離開了這一戶人家，其實并不僅是因為女雇主對自己的態度，而是因為另一個家政工。女雇主懷孕了，找來月嫂后，女雇主在她面前商討怎么用這個家政工，其間他們對月嫂的用詞特別不尊重。梁蕓就不同意了，說要保證人家八個小時的睡眠時間，否則人家哪有精力來幫你。女雇主反駁了梁蕓，梁蕓當時沒說啥，但心里很難受。后來才借故提出了離開。

    “我勸所有和我有一樣經歷的姐妹走出來，別再困惑，別再受那些大男子主義的氣。咱出來憑勞動掙錢，別受氣，實在不行就不過，別再忍受了。”

    遭受了20多年家庭暴力的李雪華來到北京做家政后，經歷過許多雇主。在這期間，她的丈夫也來到北京打工，對她的騷擾和謾罵從來沒有停止過。然而李雪華的心態，卻因著見了更廣的世界，而慢慢改變了許多，最終她不僅提出了離婚，還將自己的家暴經歷寫成了小品劇本進行演出，她希望臺下的姐妹不要再像自己當年那樣傻。

    只有四位同意使用真實姓名

    《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這本書收錄的家政工大姐的故事與聲音遠不止4位，準確說共15位，而實際接受訪談的有20多位。

    從2014年8月接手寫作任務開始，高欣用了近1年的時間，分別在北京、西安、濟南對這20多位家政工大姐進行了訪談。

    “不能發表出來的口述訪談，有些是因為內容相似，有些是無效訪談，有些是尊重當事人希望低調行事的強烈意愿，而有些是為了保護當事人的個人隱私。”高欣在序言中寫道。

    同意公開個人經歷的大姐中，只有4位同意使用真實姓名。“她們將自己深埋心底多年的隱私和盤托出，我們也必然要尊重她們提出的這一小小請求。”高欣在序言中強調。

    沒有機會發聲，由于種種原因有機會也不愿發出聲音，這種狀況普遍存在于弱勢人群之中。很多公益人不得不代替她們發聲，但這種發聲往往并不能代表她們的真實聲音。

    讓家政工發出自己的聲音，正是樂施會發起這一口述史項目的初衷。希望增進公眾對家政工群體的認識和了解，也為家政工群體提供更多的發聲渠道。“我們認為家政勞動應得到更多的尊重，希望家政工權益有合理的保障。”樂施會城市生計項目經理王英瑜說。

    對此，作為高校學者，也是一家為家政工提供服務的濟南槐蔭積成社區社會服務中心的理事，唐斌堯表示：“在現實中，家政女工的聲音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屏蔽’的，她們是生活中‘沉默的’和‘失語的’一群，在公共領域難有她們發聲的渠道和機會。”

    唐斌堯強調：“口述歷史真正發掘了她們的主位體驗、意義世界，訪談者在平等尊重的氛圍中與這些底層貧弱女性進行生命故事分享，為雙方都創造了一種對各自日常世界（如工作、家庭、性別身份等議題）進行反思的機會，這本身就具有了賦權的意義。當這些‘卑微者’的聲音能被發表、傳遞出來，進入公共領域分享時，口述歷史就成為一種行動的力量，可以形成新的公共議題，促進知識生產，改變人們固有的常識觀念，甚至可具有政策意涵。”

    提供支持網絡的三家公益機構

    家政工口述史項目設立后，如何找到愿意接受訪談的家政工成為擺在項目工作人員和高欣面前的難題。

    得益于長期為家政工社群服務的基礎，樂施會城市生計團隊找到了北京、濟南、西安三地服務家政工的社會組織——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打工妹之家地丁花劇社、西安家政工工會、濟南槐蔭積成社區社會服務中心，接受訪談的大姐大多來自這三家機構的引薦。

    北京的打工妹之家成立于1994年，家政工文藝表演隊是機構開展各種活動的形式之一，后來漸漸發展為地丁花劇社。社名來自家政女工劉鮮華的一首詩《地丁花》，在詩中，她把家政女工比喻為這種開在路邊的小花：“自強不息，傲寒凌風，開在路邊，開在石縫，開在荒野，開在春天。”

    作為一家話劇社，共同的興趣幫助地丁花劇社慢慢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熱愛文藝的家政大姐加入。劇社依靠社員的力量慢慢做大做強；社員（家政大姐）則依靠這種大家庭的溫暖，逐漸樂觀起來。上文中的李雪華便是如此。對家政工們來說，這里不僅是放松的場所，更是他們重獲個體尊嚴的舞臺。

    得益于一個家政工支持網絡的項目，西安家政工工會委員會于2004年成立，162名家政服務人員成為第一批會員，如今，家政服務人員已逾千人。之所以叫工會，與這里的家政工人很多是由下崗工人轉型而來有關。工會的業務內容主要包括為大家維權、心理安慰、提供技能和法律培訓等。通過工會的社群網絡，家政工姐妹們互相支持著走過了十多年。

    濟南槐蔭積成社區社會服務中心是一家2011年注冊的由高校老師發起的專業社工機構。該機構在大澗溝村設立了項目點，為村里的家政工們提供了一個交流的空間，舉辦各種社群活動。“在積成社我找到了快樂，心里有了底，遇事有了主心骨，和姐妹們互相交流總是感覺活動的時間不夠。”高云這樣表述自己的感受。

    “正是因為這些機構一方面為身邊的家政女工提供了實實在在的幫助，同時搭建了家政女工互助支持平臺以及發聲的平臺，才能得到眾多家政工大姐的熱愛。這也為我們的訪談提供了足夠的信任基礎和順暢的溝通渠道。”高欣感嘆道。

    如何讓家政工體面工作

    通過樂施會、三地社會組織、高欣、家政工大姐等的共同努力，最終書稿于2016年5月正式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這才有了開始的新書分享會。

    然而，《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的出版并不是項目的終點，讓更多人聽到家政工的聲音，通過社區/社群服務、研究倡導、公眾教育等形式推動家政工行業以及家政工群體生存狀況的改善，才是樂施會城市生計團隊長期以堅持的目標。

    選擇公開出版，走公開圖書發行渠道，組織新書分享會，正是希望讓更多人聽到家政工的聲音，以促使更多人了解家政工，參與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態。

    就在新書分享會的同月，書中北京篇的主人公中已經有4位不在北京從事家政服務了。流動性、邊緣化、非正規就業，對家政工來說，是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她們大多是40多歲、50多歲，因為沒有保險，一直處于焦慮狀態。她們必須自己想辦法存錢養老，能夠給她們提供的社會保障十分缺乏。這是政策制定者和機構以及學者需要考慮的問題。”王英瑜強調。

    “等我老了，就跟現在的許多老人一樣，沒工作沒錢，只能指望兒子。到時候，兒子有錢就給我點兒，沒錢就自己過苦日子。”

    這樣沉重的句子，濟南家政工人林鳳說得輕描淡寫。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她明白對她來說，這是一個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也看不到希望。

    另外，目前我國大部分家政工都是通過勞務市場中直接和雇主個人聯系，此類家政服務不受勞動法保障，一旦出現勞資糾紛，難以通過法律手段維權；家政工的收入遠低于付出，如果工作時不幸受傷，無法得到工傷賠償，會令生活陷入極大的困境。

    “改善家政工的生存工作狀態，需要出臺更多的行業扶持性政策。”唐斌堯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