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王勇

    今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正式實施。半年過去了，有多少境外非政府組織成功登記設立了代表機構呢？

    截至7月5日，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組織辦事服務平臺公示的境外NGO代表機構共有143家。（實際數量應超過這一數字）

    那么這143家機構是在哪些地方登記的，分別是哪些國家的機構設立的，又有哪些是專注于公益慈善事業的呢？

    上海最早，5月最多

    2016年4月28日，《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正式通過，規定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開展活動，應當依法登記設立代表機構。

    境外非政府組織登記設立代表機構由此提上日程。

    2016年11月底，《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機構登記和臨時活動備案辦事指南》正式發布，機構登記的流程進一步明確。

    2016年12月，《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活動領域和項目目錄業務主管單位名錄（2017）》出臺，掃清了境外NGO代表機構登記的最后障礙。

    2017年1月，上海最早完成了首批境外NGO代表機構的登記工作，其中多數是在經濟領域開展工作的機構。

    1月17日，上海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公室舉行“境外非政府組織駐滬代表機構登記證書頒發儀式”。

    隨后，廣東有四家代表機構登記，注冊地分別為廣州、深圳、順德；北京也在1月下旬完成了12家代表機構的登記工作，其主管單位都是部委。

    其中公益領域大家比較熟悉的有世界自然基金會、李嘉誠基金會、微笑列車基金會、國際救助兒童會等。

    4月開始，代表機構登記工作開始加速。4月完成登記工作的代表機構達到32家，5月則有45家。

    美國機構最多，

    北京登記數量第一

    從注冊地來看，目前北京、甘肅、廣東、廣西、貴州、黑龍江、湖北、湖南、江蘇、遼寧、山東、陜西、上海、四川、天津、西藏、云南、重慶等18個省份已經有境外NGO代表機構完成登記工作。

    其中最多的是北京，共有45家；其次是上海，35家。

    比較有意思的是，北京的45家中60%以上是公益類的境外NGO代表機構；而上海的35家中88%的機構是商業貿易類的。

    從中可以看出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經濟吸引力；而北京則更受國際公益機構的青睞。

    從境外NGO的來源來看，包括阿聯酋、澳大利亞、澳門、丹麥、德國、俄羅斯、法國、韓國、加拿大、馬來西亞、美國、日本、瑞士、臺灣、西班牙、香港、印度、英國等18個國家和地區。

    其中最多的是美國，有38家機構；其次是香港，有30家機構。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和香港的機構中大多數是在國內開展公益慈善活動的機構。包括大家熟悉的美國的蓋茨基金會、大自然保護協會、世界健康基金會、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香港的樂施會、世界宣明會、香港仁人家園。

    作為近鄰，來自日本和韓國的機構也不少，但目前已經完成代表機構登記的都是經濟類的機構。

    另一個有意思的國家是德國，有13家機構，但幾乎著眼點都在中德交流與溝通上。

    30%機構在本省活動，

    一機構注冊6家代表機構

    雖然是在某一個省注冊，但活動地域并不局限于一省。從143家代表機構的活動地域來看，有30%的機構選擇在注冊地所在省份開展活動，其余的或者是中國全境，或者是除港澳臺以外的所有地方，也有不少機構選擇了注冊地及周邊省份。

    目前，四大直轄市中在天津注冊的代表機構的活動地域都只在天津，從一個側面說明，天津并沒有成為境外NGO中國總部的選項。相對來說在北京、上海注冊的機構大多數的活動地區都是大部分省份或全國。

    其他省份中，云南的注冊情況值得關注。在云南注冊的9家機構全部是公益機構，且活動地區都是云南，業務范圍包括衛生健康、扶貧濟困、環境保護等。這與之前有大量國際機構在云南開展項目的實際是相符的。

    在這些活動地域只有一個省的代表機構中，有一家顯得十分特別，這就是世界宣明會-中國基金有限公司（香港）——該機構目前已注冊了廣東、廣西、貴州、江西、天津、云南6家代表機構。

    這6家代表機構的業務范圍并不完全相同。其廣西代表處以兒童發展工作為主，兼顧防災、救災工作等；江西代表處的則包括未成年人保護、減災救災、社會工作人才培育等。其貴州代表處的業務范圍中也包括社會工作。

    在業務范圍中明確了社會工作的目前只有世界宣明會-中國基金有限公司（香港）的代表機構。

    與世界宣明會-中國基金有限公司（香港）類似的還有樂施會，目前其已經注冊了甘肅、廣東兩個辦事處。

    代表機構登記成立或，這些機構的工作將名正言順的展開。

    一方面，機構的內部建設加速。7月5日，美國環保協會北京代表處正式登記之后，招聘就已展開，11個職位虛位以待；

    另一方面，代表機構與國內社會組織的合作也可已正式開展，對國內的社會組織來說，這也是難得的機會，有必要抓住這一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