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條要把‘敵人’變成‘朋友’的路，一條注定不平坦的‘金融+公益’模式的‘光榮之路’。”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王巍說道。

    王巍是中國金融博物館的創始人，也是其推動者，這位中國并購界的元老級人物，如今期望以公益的方式給金融“去污”，使其回歸本真。

    自2010年在天津創辦第一家博物館至今，中國金融博物館已經在全國范圍發展出六家不同性質、不同形態的民間公益博物館。

    金融危機賜予的靈感

    上世紀80年代，中國剛剛拉開改革開放的大幕，那時的王巍正在美國留學。

    正在世界銀行實習的他被分到一個叫“NGO研究中心”的機構，這家機構會給世界上很多貧窮的國家捐錢，比如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國的民間機構或公益組織。

    但讓他驚訝的是，竟然沒有一筆錢是給中國的。他問為什么，對方回答說“大概中國沒有這類組織吧”。王巍篤定地告訴對方是有的，隨即整理出一份包含了國內十幾家公益組織和民間機構的名單。

    經過進一步的情況落實和聯系，不久，該NGO研究中心就向其中一家機構捐贈了大約20萬美元，王巍至今還記得那家機構的名字——“北大國際問題研究所”。

    正是這樣一段工作經歷讓王巍覺得公益領域其實存在豐富巨大的空間，公益的社會化普及也是整個國家社會文明的基礎。這樣的價值認知，也為后來他創辦中國金融博物館打下了基礎。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進而演化成一場全球金融危機。當年10月，在紐約出差的王巍和正在美國考察的時任天津市副市長崔津渡聽說在華爾街上的美國金融博物館可以通過聲光電手段和畫面展示，讓觀眾直觀感性地了解美國金融歷史和次貸危機的來龍去脈，便一同前往。

    這次參觀結束后，兩個人萌生了共同的想法——是否有可能在天津也創辦一個金融博物館?

    七年辦六家博物館

    2010年，崔津渡拍板說由他來找場地，王巍負責找人，盡快把已經琢磨了一年多的金融博物館辦起來。場地找到了，但王巍這邊還是“光桿司令”——搞金融的不懂博物館，做博物館的又看不起搞金融的，要找一個又懂金融又了解博物館專業的人實在不容易。

    君子一言，王巍只好硬著頭皮自己上了。

    王巍參觀了國內國外許多家博物館，拍回來上千張照片，一張一張地篩，人家的好創意、好模式統統“拿來主義”；找來一摞又一摞博物館的專業書籍，一本一本地啃、逐字逐句地消化理解；四處請教專家學者，出點子想辦法……

    2010年6月，中國金融博物館在天津正式成立，館內收藏了200余件世界各國各個時期的貨幣、金融票據和大量金融實物。

    王巍和他的金融博物館自此上路。2011年11月，“中國基金博物館”在蘇州開館，成為全球首個以基金為主題的博物館；2012年9月，“國際金融博物館”在北京成立，這也是國內首家以國際金融命名的專業博物館；2015年5月，“互聯網金融博物館”在北京開館；2015年11月，“并購博物館”在上海成立；2016年4月，產業金融博物館在沈陽開館。

    吳曉靈、余永定、陳志武、夏斌、許小年、曹遠征、田源等一大批知名學者陸續成為金融博物館的學術委員；美國金融博物館、英格蘭銀行博物館、日本銀行金融研究所貨幣博物館的代表先后到金融博物館觀摩交流。

    七年來，金融博物館以“金融啟蒙、金融生態和金融普惠”為公益宗旨，免費向公眾開放，迄今參觀人數已超過90萬，包括參觀各地巡展在內的觀眾達到120萬。

    為了更好地普及金融知識，金融博物館出版了《博物館里說金融》、《金融可以顛覆歷史》(第一、二冊)等二十種正式出版物，不定期開辦少年理財營，“公益金融課堂”更是金融博物館社會公益活動的常態。

    經過長期努力，2015年10月，金融博物館從22個國家和地區成員的激烈競爭中，成功取得全球金融博物館協會(IFFM)第三次年會在北京的舉辦權，同時一舉拿下了首屆全球金融博物館博覽會的北京承辦權。

    這是史上第一次。

    千萬人參與的

    金融博物館書院

    《公益時報》記者采訪當天，正好趕上金融博物館書院常設活動之一——“博物館下午茶”。地處北京市朝陽區的國際金融博物館，其并不寬敞的大廳內擠滿了觀眾。

    書院是以金融博物館為平臺依托、創辦的分支機構之一，由王巍與原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聯手創辦于2011年7月，迄今共舉辦了300多期的“讀書會”、“江湖沙龍”、“金融前沿大講堂”、“博物館下午茶”和“金融故事會”等參與度極廣的活動，通過各種媒介參與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活動的人超過千萬。

    當記者問及書院活動的社會意義何在時，已經是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主席的任志強告訴記者，無論是讀書會、各類展覽，還是請嘉賓們分享改革經驗、人生心得，都是為了推動社會進步、啟發大家建立獨立思考的能力，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才有可能在創新和未來發展中，發揮每一個人的作用。

    辦博物館不能靠朋友圈

    回憶近七年開辦金融博物館的經歷，王巍用了三個字：不容易。

    最讓王巍難受的是閑言和質疑。有人說：“你一個商人跑來做什么博物館，做公益可不賺錢，你能行嗎?”還有人給他扣上了一頂“陰謀論”的帽子，說他動機不純，利用國家政策瞅空子圈地、賺錢，無非就是用博物館做了個“局”。

    王巍坦承，起初很難邁過這道無形又讓人堵心的“坎”，然而時間一長，他發現，一味地向外去求理解求安慰毫無用處，不如默默把事情干好。

    博物館剛創建的時候，壓根兒招不到員工，很多人一聽是在博物館工作就沒了興趣，只好招聘一些還未畢業的在校大學生。如今情況有了很大改變，六家金融博物館現共有員工100余人，員工中10%是海歸留學生。

    已經在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工作一年多的楊振榮畢業于山西大學新聞學專業，她說，選擇金融博物館書院不單純是為了工資福利，更多的是一種職業理想。在博物館書院工作，無形中她成了精神財富的擁有者，她希望有更多的人來體驗和享受這種豐富美好的“精神食糧”。

    在金融博物館，有著和楊振榮一樣感受的員工不止一個，這也是作為創始人王巍最想看到的。

    總結自己做金融博物館的經歷，王巍覺得還是離不開自己做企業的積累，多年在商業圈的摸爬滾打讓他深諳市場之道，不僅在人脈資源和配套資源方面有主動權，想法和思路也比單純做博物館的要豐富很多。

    王巍朋友圈中財經界的“大咖”不少，但王巍說他從來不主動伸手向朋友圈要錢。原因有三：

    如果朋友并不理解和認同他的理念，勉強拿錢出來對他來說意義不大；自尊心“作祟”，使得他絕不會主動向朋友求助，即使有朋友愿意掏錢贊助，會有員工專人對接，反正不會是自己跟對方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金融博物館模式應該在嚴酷的市場歷練中得到驗證，而不是靠朋友圈。

    金融的本真是公益

    作為金融家，王巍曾組織了中國幾十家大型企業的改制、重組、承銷及并購業務，他還是中國并購公會的創始會長。王巍說，他為自己干了一輩子金融而驕傲。但從古到今，國人對金融的往往停留在巧取豪奪、貪得無厭的不良印象上。然而在現代社會，一個國家的文明進步一定離不開金融。他堅持近七年做博物館的原動力就是要給金融“去污”，回歸它的本真，那就是公益。

    這也直接決定了金融博物館與國內其他博物館的本質不同。“首先它是一個貼近社會需求的博物館，運行模式非常靈活，善于把握和契合社會熱點，大家需要什么，我們就給什么。比如現在國家倡導‘一帶一路’，那我們就做‘一帶一路’的展覽……與公眾參與的黏性越大，關注度自然會越高。”

    王巍表示，目前國內大部分博物館慣于迎合自我需求，固守既有模式，因而公眾的真實需求往往被忽略。他強調，金融博物館的核心理念是“發現歷史、關注當下，參與未來”。在此基礎上，金融博物館“只擺事實，不講道理”——將歷史資料和軌跡梳理清楚，呈現給公眾，不去下結論給判斷，旨在啟發公眾的獨立思考。王巍說這也是他覺得最難能可貴、最有必要延續下去的做法。

    目前，中國金融博物館旗下六家不同主題的金融博物館采取了相似的運營模式：場地都由當地政府免費提供，開館前的基礎資金支持也是來自政府。正式開館后則完全是市場化運作，包括員工工資、辦公雜費、活動經費等所有費用都需要博物館自己解決。博物館創建頭幾年，因為沒有運營經驗，市場操作障礙很多，基本一直處于虧損狀態，2014年基本持平，2015年開始實現盈利，運營逐步走向正軌。

    不過王巍說，他和他的團隊已經達成了共識——金融博物館不會隨便“攤大餅”。像商業連鎖店那樣短期內就冒出來一個的快速擴張法，并不適用于金融博物館。一般來說，每個博物館至少要洽談一到兩年時間才可能最終達成合作，成熟一個做一個。

    王巍“金融+公益”的模式不僅僅停留在金融博物館本身，除了金融博物館的幾個衍生機構——書院、藝術中心、啟蒙中心等，他還將視線延伸到科技、歷史、經濟等多個層面。

    2015年，中國區塊鏈應用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2016年，與南開大學合作的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在天津成立；2017年，在沈陽成立經濟史研究中心。

    王巍的下一個目標是把“金融文化遺產計劃”推向全球。“能夠說服十幾個比我們資格更老的歐美金融博物館館長，通過了由中國金融博物館主導發起的‘金融文化遺產計劃’，發現、認證并保護百年以上的金融遺址真的不容易，但我們做到了”。天津的北洋金融街與美國和意大利的老建筑成為首批入選項目，對此，王巍頗為自豪地說，“幾年以后你看吧，全世界都要請咱們中國人來牽頭認證金融文化遺產，時代發展到這一步，時機已經到了。”

    說起這么多年做金融博物館最大的感受，王巍這樣總結：金融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的朋友，就像陽光、空氣和水一樣，不可分離。他說：“當初有人說我做金融博物館是‘做局’，我是做了一個很大的‘局’，但到底是什么樣的‘局’，諸位看官一百年以后再評說也不遲。”

    ■ 見習記者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