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長、全國政協委員王名是每年的提案大戶，今年的提案，到3月7日已經公布了25個，比去年的17個又多了許多。《公益時報》記者致電王名老師問“還有么？”王名語氣輕松地回答：“沒有啦，今天下午截止。”

    25個提案中，涉及公益慈善、教育、創意產業發展、文化傳承、網約車監管等多個方面。其中與公益慈善相關的有16個，提及最多的是《慈善法》落實、社會組織廣泛參與到社會事務中去和兒童福利與教育。

    王名表示：“今年，（公益慈善領域）從政府來說，最重要的是慈善法落地；從社會組織來說，是更多的參與到包括慈善法、精準扶貧、購買服務、一帶一路、SDG等活動當中。”

    “我是公共政策的學者，提案就是我的工作。”王名強調。

    促進《慈善法》落地的多個維度

    立法不易，重在落實。王名今年的第一個提案就是“關于落實《慈善法》，加強三類信息平臺的建設和監管的建議”。他提出了4點建議：建立三個平臺的統一協調機制;加強數據標準化，為慈善大數據打好基礎;將部分監管職能委托平臺代行，并形成競爭、退出機制;激活慈善大數據，發揮社會和行業監督作用。

    第二個提案是建議加快社會組織基本法立法進程，王名認為，推進社會組織立法已經具備充分的社會條件和最佳的歷史時機，就像我國當初及時出臺《公司法》推動了現代公司體制的形成并最終建成了市場經濟體制一樣，如果我們抓住這個有利時機推進社會組織立法，將有力推動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的形成。

    慈善稅收優惠是業內關注重點，對于這個問題，王名從不同角度提出了3個提案。在關于落實慈善組織保值增值收入稅收優惠政策的建議中，王名建議，重新審視目前對于慈善組織財產保值、增值投資收益的稅收減免，并做出更為合理的制度安排。如：凡屬于依照宗旨開展的直接投資、經營活動的收入，建議給予稅收優惠。

    在關于落實《慈善法》，進一步優化慈善稅制的建議案中，王名建議，根據稅收法定原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應加強制度頂層的統籌協調，努力推進配套法規和政策的完善，應盡快形成統一的慈善稅制法律體系。要明確慈善組織的稅法主體地位，加快清理、修改和完善慈善組織流轉稅、所得稅和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資格、慈善組織經營性收入的所得稅等方面的稅法配套政策。

    在關于“慈善信托”稅制改革的建議案中，王名表示，2016年慈善信托的發展主要依賴《慈善法》正式施行的紅利，并不意味制度本身的成熟與完善。從2016年設立21單慈善信托的實踐來看，尚有諸多不足，配套制度嚴重滯后，尤其涉及慈善信托的稅制改革，制約著慈善信托的進一步發展。

    此外，王名還提出了關于落實《慈善法》，加強普法宣傳教育的建議案。

    推動社會組織多方位參與

    社會事務

    “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是業內共識，而如何發揮好，既需要社會組織自身努力，也需要政策支持。在這方面，王名提出了多個提案。如貫徹《慈善法》，大力推進慈善組織參與精準扶貧，指出慈善組織比起政府和其他社會力量，在扶貧活動中主要具有五大優勢，一是專業性強，二是可及性好，三是靈活性大，四是可持續性高，五是參與性廣。

    在關于改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建議案中，王名指出了問題：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中存在的問題有迅速放大和擴張的趨勢，產生了較高的失敗風險，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水平也參差不齊。并提出了“推進購買過程的公開透明化、建立差異化的購買風險指標評估體系、建立有效的風險評價反饋機制”等建議。

    為鼓勵社會組織走出去，王名在關于推動社會組織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建議案中，提出了社會組織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主要包括五種渠道：一是通過獲得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咨商地位，通過參與聯合國系統的各種活動自上而下地推進“一帶一路”;二是單獨或與國際公益組織合作，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各種公益項目;三是配合我國政府，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相關政府援助項目;四是與相關企業合作，積極參與“走出去”企業在當地的社會責任活動;五是作為商會行業協會，在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發揮集體行動或政策先導等作用。

    此外，王名還提出了鼓勵社會組織積極參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中國行動、發揮社會組織作用推進軍民深度融合發展、關于改善外國人在華永久居留社會服務的建議案、關于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問題的建議等提案中，提出了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發揮作用的多種方式和途徑。

    兒童福利與教育倡導

    在王名今年的提案中，有3個關于兒童的：推廣“童伴計劃”經驗，加大貧困地區兒童福利遞送力度、關于提升全納教育的專業能力及建設支持體系的建議案、關于改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生存與教育狀況的建議案。

    在關于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生存與教育狀況的提案中提到，“就我國目前的法律和政策體系而言，在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生存與教育方面還存在明顯的法律空白和政策缺位”。

    “北京太陽村是很早我就在關注的機構，帶著學生去過很多次。還有福建的紅蘋果公益，是一個警察做起來的，他們做得不錯，但困難重重。”王名說，“這個問題(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無人照顧)其實是一個死角。公益機構做的很多事情，本來是政府應該做的，但最開始由公益機構撬動起來。我覺得這個事情跟免費午餐的性質很相似，希望最后能形成政策。”

    關于提升全納教育的專業能力及建設支持體系的建議案也是與救助兒童會等公益機構的合作。“重點一方面是能力建設，另一方面是推廣、提高認知度，國內對這方面的認識不夠，大家都還在做應試教育，不愿意接納。我的建議是不要從特殊教育的角度去想，從國民教育的角度考慮問題。全納教育實際上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王名說。

    在推廣“童伴計劃”經驗，加大貧困地區兒童福利遞送力度的建議中，王名提出，應盡快起草和頒布《兒童福利法》。目前我國保障兒童相關權益的制度安排散見于《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中，兒童社會政策碎片化。《兒童福利法》在法律位階上屬于上位，其頒布能夠統合、規范和健全現有法律法規。

    ■ 本報記者 王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