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楊俊熙從四川農業大學畢業，附近某市通過人才引進計劃，把他招錄為公務員。在別人眼中，這算是體面工作。3個月后，他卻辭職了，轉而回到公益圈。

    團雅安市委幫著他注冊了雅安市綠風公益服務中心。通過政府購買服務，他承接了“兒童之家”社會服務項目，為留守兒童提供社區教育、科普實驗、課外閱讀等活動。他帶著工作人員調查留守兒童家庭情況，并組織孩子參加暑期夏令營。

    根據雅安市官方提供的數據，2013年“4·20”蘆山地震發生后，全國各地先后有700多家社會組織、1.8萬余名志愿者在當地參與抗震救災。其中，不少年輕人帶著項目留下來參與重建。而雅安也走出了一條公益人與政府愉快“玩耍”的新模式。

    第一次遇見上訪戶

    都說外來和尚好念經，對志愿者隊伍來說并不如此。

    第一次與劉永光見面，是在雅安市雨城區中里鎮新村文化活動中心。劉永光負責的四川光華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簡稱“光華社工”）雅安辦事處就設在這里。

    “這座樓的建設就花了500萬元。”劉永光他們當時聯系了李嘉誠基金會給當地捐建了這座樓。劉永光還向雅安市群團組織申請，留下社工為村民服務，很快得到了同意。

    2014年4月，七八個年輕社工入駐村里，在村民質疑的眼神中，攪動了村里的一汪春水。有村民好奇地倚靠在辦公室外門口，問他們來村里圖啥。還有的村干部懷疑，這群好事者與自己“爭權奪利”。

    劉永光心里很坦然，“畢竟得到了官方認可”，但說實話，如何開展工作，他心里也沒底。他琢磨了半天，決定“從鎮政府要低保名單，先讓社工走訪村民搜集需求”。

    撲通一聲，龍泉村一個上了年紀的村民二話沒說，直接給社工跪下。他滿口土話，住著土房，跟兒子一起生活，還有一個聾啞弟弟。他給社工反饋一個重磅的信息——村干部長期欺壓他。

    “這還得了？”劉永光坐不住了，帶著社工敲開鎮里書記的辦公室，還沒等他說完，一旁的鎮干部就把話打斷，再把老漢的“苦水”大致復述了一邊。實際上，這位老漢有些偏執，所有的事情都是猜測的，整天要鬧著上訪。社工再次去他家核實，見到了老人的孩子，發現老人之前所言都是子虛烏有。

    現實給劉永光結結實實地上了一課，老上訪戶不一定占理，政府也有難處，畢竟力量有限，很難觸及他們背后的精神需求點。劉永光給社工開出“藥方”，常去看看這個老頭，當然不是空手去，時常提溜點兒東西，送床棉被送袋米。

    社工們的認真勁兒，倒是讓當地干部看在眼里。漸漸地，過了磨合期，村干部、村民對社工的誤會也少了，工作更好做了。劉永光認為，社會組織并不是來爭權的，而是扮演了政府和老百姓之間的中介角色。

    管閑事的誤會

    玩轉民非，52歲的蘆山縣飛仙關鎮飛仙村村民廖阿姨做到了。“蘆山縣友鄰之家公益發展中心”是她專門跑到縣城注冊的社會組織。

    說起為什么要轉型做公益人，她指著一旁的人說：“還得感謝周老師。”

    周老師年紀并不大，大名周馭讓，1989年出生，成都市愛有戲社區發展中心雅安項目（以下簡稱“愛有戲”）負責人，蘆山地震后他的同事來到當地救災。廖阿姨覺得他們不容易，主動當起志愿者，幫著他們做飯、和村民溝通。

    在重建階段，周馭讓從成都組織了一批愛心書包，請廖阿姨幫忙發放，對象是留守兒童和困難家庭的孩子。書包發完了，村民卻不理解，認為“都是鄉里鄉親，憑什么只發給他們”，一下子把矛頭指向廖阿姨。

    周馭讓覺得有些內疚。他當時正好爭取到“我愛·我家”項目，“當地留守兒童比例高，不如干脆辦一個‘四點半課堂’在村里落地”。他找到廖阿姨，沒想到廖阿姨一口答應。

    廖阿姨拉上比她年紀小的周阿姨，買來6張小桌子，十幾張小板凳，一塊大黑板，3個玩具木馬。她們還在村里人最聚集的茶館，向村民宣講“四點半課堂”。2016年春節后，“四點半課堂”開班。一開始，村民不相信有免費的好事，后來口碑慢慢傳開了。“四點半課堂”平時有七八個孩子，周末能坐滿十多個孩子。

    “我們主要是督促孩子完成作業，孩子有問題就先放著，等周末，四川農業大學的志愿者來了一并解答。”輔導孩子有些力不從心，大學生是她搬來的“救兵”。

    如今，初中畢業的廖阿姨也不再“懼怕”微博等互聯網產品，村里有啥活動，就在“蘆山縣友鄰之家公益發展中心”微博發出去，順便＠當地媒體。

    別以為她們圖錢——廖阿姨每月只有1300元的報酬，其他人每月1100元。項目經費6萬元，這筆錢由雅安市群團組織社會服務中心出。照看留守兒童，看望退伍軍人，給村里老人辦茶館……廖阿姨的項目有些多，但好歹運轉起來了。

    “當地的社會組織一定要靠當地人來辦，提高他們的組織能力，社會組織才有生命力。”80后張大龍是愛有戲的副主任，從如何貼發票到如何與政府溝通，雙方通過微信來溝通。

    動刀改革群團

    在公益圈中，有公益人不愿意與政府打交道，一來部門太多，怕不好打交道，二來官氣太重，擔心項目被卡。

    公益人與政府怎樣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年輕的周馭讓剛來雅安時，也將信將疑。他沒想到，雅安市群團組織社會服務中心給“愛有戲”提供了一間辦公室，雖然不大但能排擺下兩張辦公桌，水和電免費，還能得到周到服務。

    在先天基因里，雅安市群團組織社會服務中心并沒有“官氣”，既不是黨委機關，也不是有社會管理職能的部門，班子成員由工會、共青團、婦聯、科協、殘聯、僑聯等群團部門抽調干部組成，工作人員是社會化招聘的志愿者。

    設立的過程中，該機構沒有增加一個編制。在官方的定位是：“充當起政社協同、社社協作的實體平臺”。

    2015年12月4日，雅安市社會組織孵化中心成立，接收本地處于初創期的社會組織入駐中心進行培育孵化，首批入駐53家。開放是這里最大的特點，每個樓層都有連片工位，根據不同組織，各自劃分區域，用水、用電、網絡等基本服務免費，先后有中國扶貧基金會、壹基金等82家機構入駐這里。

    任昌蓉是雅安市群團組織社會服務中心主任，她向記者介紹說：“上述社會組織在鄉鎮、社區建立258個社會服務項目點，組織動員5400余名社工和志愿者扎根災區，開展就業創業幫扶、心理咨詢、義務支教、兒童關懷、防震減災等常態化服務，直接服務對象有20余萬人次。”

    在這里，每周一，群團服務中心會發布本周全市社會組織活動預告，她說：“每周五前社會組織會把下周計劃、開展活動的時間地點和參與人員等信息報到市中心，中心統一公布。”

    團雅安市委副書記饒熹，是雅安市群團組織社會服務中心副主任，他告訴記者，他日常辦公在群團組織社會服務中心，有事回到團委，“在這里和團委兩頭跑，給公益組織協調資源”。

    2015年10月26日，雅安市給社會組織“松綁”，印發《雅安市培育發展社會組織十條措施》。提出放寬登記管理權限、降低注冊登記條件、建立社會組織孵化中心、加快社工人才培養、推進政府購買服務……

    本土化發展的困惑

    哪個行業都缺人才，公益也不例外。有一名與社會組織打交道多年的官員透露，在當地民政部門，只有一名社工專業出身的工作人員，發生地震之前，當地都沒有像樣的公益組織，更別談社工人才。

    “要有本土人才！”饒熹說。

    2015年5月，雅安市開始實施1500名本土社工的培訓計劃，政府每個人投入5000元。剛開始時組織這類培訓并不容易，自愿報名參加培訓的人員很少。群團中心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到后來，報名非常踴躍，人員每期都超額。

    第一批培訓了156名專項志愿者，為期一個月，從ABC的理論開始，算是初級培訓班。為了讓年輕人“上道”，實務才是重點。學員中除了本地參與公益的年輕人，還有社區工作人員、鄉鎮工作人員及群團干部。

    饒熹說出了培訓的門道：“很多人對公益不了解，經過對政府和社區工作人員進行普及培訓后，我們下一步工作就方便了。”

    2015年年底，雅安市群團組織社會服務中心發布了“我愛·我家”社會服務項目。最終評選出49家符合要求的本土社會公益組織，該項目每個點經費為5萬元，資金總額達到500萬元。項目同時整合南都公益基金和壹基金的資源，專門對承接“我愛·我家”項目的49家社會組織進行能力提升。

    齊華棟是四川農業大學社工系副主任，他把雅安的社會組織發展分為三個“入場”階段：第一階段是2013年地震之后，基本是協會性質的公益人入場。第二階段是2014年，當地沒有新的社會組織成立，以“愛有戲”和“光華社工”為代表的社會組織入場，從事培養能力建設。第三階段是2015年，雅安開始了“千人計劃”，購買服務項目、人才的培養和社會組織的培育，100多家本土組織入場。

    “外地的組織退出差不多了，留下了一些培養社會能力的，本地的社會組織逐漸增多。”齊華棟也意識到，不是撒下種子就能馬上成為參天大樹，改革的特點就是從上而下。

    這些本土社會組織水平參差不齊，很多公益人擔憂，如果政府資金“斷炊”，很多社會組織會“倒下”。不少人擔心，政府對公益組織“大方”的資助能否持續。

    一位不愿具名的當地公益人直言：“雅安是一個示范，自上而下進行大群團實驗，可是其他地方沒有動。這個組織沒有公章，沒有明確的身份，一個‘拼盤’發揮不了實質性的聯合作用。”

    他還擔心，大群團的組織模式，工作人員的流動性太大，一個人一個思路，對于工作開展也不是有利因素。

    齊華棟對此提出建議，下一步雅安當地社會組織若要實現持續性發展，一是通過引導性的政府購買項目促成社會組織間在服務領域和服務環節上的分流；二是發育平臺型社會組織，使得一些發展較好的組織形成引領，促進雅安社會組織生態圈的形成；三是雅安社會組織的發展有很多經驗和教訓，對于其他城市和未來大災難的社會組織應對有很多參考；四是大規模促發并“斷奶”之后，社會組織的發展會有一個陣痛期。“還是要呵護這些社會組織，避免回到地震前公益或社會組織的荒蕪狀態。”他說。

    （據《中國青年報》，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