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盧思騁擔任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中國總干事一職的第三年，也是WWF進入中國的第36年。WWF以中國的國寶大熊貓為標識，是首個受中國政府邀請來華開展環境保護工作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3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WWF的工作領域從單一物種保護拓展到了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減少生態足跡并重的綜合性保護。

    盧思騁被WWF全球前任總干事吉姆·利普先生評價為中國最優秀的環保人士之一，也是30多年來首位出任WWF中國總干事一職的中國環保人士。扎根環保事業近20年，盧思騁擁有豐富的環境保護工作經驗和民間組織管理經驗。他曾在多家國際和本土環保機構出任管理職位，包括SEE（阿拉善）基金會、自然之友等，并創辦了兩家本土NGO，分別為創綠中心和前進工作室；他還曾擔任UNEP（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香港特區政府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中山大學等機構的專家。日前，就WWF在中國的發展、角色定位以及境外NGO在中國面臨的困難等問題,《公益時報》對盧思騁進行了專訪，請他來分享一些經驗。

    從單一到多元

    《公益時報》：WWF在中國的工作始于1980年的大熊貓及其棲息地保護。當時WWF進入中國是基于怎樣的背景？

    盧思騁：當時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還處于起步階段，環保部也尚未成立。因為我們的logo是大熊貓，當時國內有官員注意到國際上有我們這樣的環保機構，從事生態和物種保護工作，就邀請我們來協助國家保護野生大熊貓。WWF最初進入中國時捐贈了100萬美元和一些設備，同時對中國的工作人員進行了培訓。100萬美元在今天可能不是很多，但在那個年代確實是很多錢。可以說，我們參與了中國早期對于野生大熊貓保護工作者、科學家的培訓培養，包括臥龍保護區也是WWF參與籌建的。

    《公益時報》：WWF在中國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

    盧思騁：1996年，WWF正式成立北京辦事處，此后陸續在長沙、西安、成都等九個城市建立了辦公室。36年來，WWF在中國的項目領域由最初的大熊貓保護擴大到物種保護、淡水和海洋生態系統保護與可持續利用、森林保護與可持續經營、可持續發展教育、氣候變化與能源、野生物貿易、科學發展與國際政策等多個領域。至今，WWF在中國共資助開展了100多個重大項目，投入總額超過10億元人民幣。

    《公益時報》：WWF在中國的項目領域從單一到多元，是不是意味著中國對于境外NGO的接納度越來越高？

    盧思騁：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WWF一直在參與、協助中國政府進行野生大熊貓的保護工作。90年代后期，我們開始推動長江流域濕地保護工作，也是較早參與進來的國際組織，協助國家建立了大批的濕地保護區。十多年前，我們開始關注氣候變化與能源；8年前，我們開始投入東北虎的保護工作。過去8年來，WWF平均每年投入中國的資金在8500萬到9000萬人民幣左右，大部分資金來自WWF全球不同的辦公室捐贈。進入中國30多年來，WWF開展的項目至少有上千個。

    目前，國際上很多大的環保組織在中國都有分支機構或代表處。從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國際社會對于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越來越重視；另一方面，我們也能體會到國家越來越開放，越來越歡迎國際組織來華開展工作。

    有困難也有機遇

    《公益時報》：在你看來，目前境外NGO在中國開展工作會遇到哪些問題？

    盧思騁：沒有獲得合法身份的境外NGO在中國開展工作時會遇到各種困難。比如說在和政府部門合作時，對方會問你的法律身份是什么，包括到銀行開戶、租用辦公室、招聘等都會遇到很大的問題。然而，即便是我們這些能夠拿到法律身份的境外組織，由于身份的特殊性，法律上還是存在很多不清晰的地方。比如說，稅務法只是針對一般的商業企業，沒有單獨針對非政府組織的全面政策，尤其是境外非政府組織。對于稅務部門而言，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處就跟跨國企業的代表處的性質是一樣的，這樣就存在很多法律不銜接的地方。

    當然，法律上的困難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也會遇到一些其他方面的困難。在環保領域，人才庫本身就比較窄，大部分人才會流向企業、研究單位、大學等。而國際組織因為對英語、跨文化協作、國際視野等有更高的要求，在用人方面會遇到更大的困難。能不能招到、保持乃至培養有熱情的、具備專業工作能力的環保人才，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覺得人才問題是所有公益組織都會面臨的問題，但對于境外NGO來說更是難上加難。

    《公益時報》：境外NGO在中國獲得合法身份很困難嗎？

    盧思騁：我覺得造成境外NGO在中國難以獲得合法身份的主要原因，也是大家經常吐槽的一點，就是業務主管單位很難找。舉個例子，環保類的組織該找誰來做業務主管單位呢？如果這個組織關注的是物種保護、森林濕地，那對口的是國家林業局；如果其關心可持續農業、農業對環境的污染問題，涉及農業部；如果其關心水、土、氣的污染問題，這又是環保部的問題；如果其關心氣候變化、低碳發展，則涉及發改委……

    當然，如果一家NGO只專注某一個領域，還比較有可能找到業務主管單位；而對于那些綜合性的環保機構來說，想要找個“婆家”就更難了，你要找的那個“婆婆”很可能會告訴你，這個業務我不懂，或不歸我管……所以，從行政管理的架構去想象這件事，好像邏輯很清楚；但是反過來，從真正在一線從事NGO發展和管理的人的角度去看，就會看到很多矛盾和落差。

    除了業務主管單位難找，我覺得現有法律對于慈善組織認定、公募資格認定等方面的要求，都制造了一些額外的門檻。如果管理部門更加相信市場，尤其是捐贈者以及媒體對于NGO的監督，這些行政管理上的環節其實可以再簡化一些。

    《公益時報》：明年1月1日，境外非政府組織在華工作管理法將開始施行，你如何看待這部法律？

    盧思騁：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我們的法律法規有必要進一步完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鼓勵更多國際NGO在中國開展工作，并且為他們提供一個良好的法律環境，制定清晰的規則、邊界。過去，關于境外NGO在中國境內活動的法律環境一直存在一些不明朗的地方，相關法律條文的缺失或者不到位，往往是導致其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遇到困難的主要原因。

    將推進雙向交流

    《公益時報》：法律的完善將為國際NGO在中國開展工作逐步掃清障礙，今后像WWF這樣的國際組織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你如何理解WWF在中國的定位和角色？

    盧思騁：過去30多年間，WWF在中國一直扮演一種角色，就是把各國的先進經驗和公益慈善案例介紹到中國，然后進行試點、推廣。比如說，在保護區設紅外攝像機，最初是由我們引入的，現在基本上已成為保護區的標配。再比如，如何為保護區培訓巡護員、如何設計巡護路線等，也是我們于上世紀80年代首先在臥龍保護區進行試驗，然后結合中國的國情探索出一種模式，再進行推廣?？梢哉f，我們的很多做法都慢慢變成了中國環保工作的一種標準。未來，我們會根據時代的要求，把中國過去受國際啟發探索出來的一些實踐經驗傳播出去，實現一種雙向交流。

    《公益時報》：你提到未來要把中國的經驗傳播出去，但中國的經驗在其他國家是否適用？在這方面有沒有成功的案例？

    盧思騁：10年前，WWF發起了長江濕地保護網絡，從最初的十幾家濕地保護區，到現在長江上下游已經建立了245個濕地保護區和濕地公園，而且都被納入這個保護網絡。中國在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最近半年，我們幫助巴基斯坦政府組織了一個高層代表團到中國考察。對于巴基斯坦來說，如果能從中國近些年來濕地保護的經驗中，學到如何結合當地老百姓生計的改善、可持續農業和漁業的發展，通過濕地保護來做好“中巴經濟走廊”周邊洪泛區的生態保護工作，不僅對于中國在海外的投資是一種保障，對于巴基斯坦的經濟和環境也是一種貢獻。而且相對于西方國家來說，中國的經驗更親近一些，因為彼此都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人口與土地、經濟發展與改善生計等矛盾。我覺得中國有很多經驗值得其他發展中國家借鑒，未來我們也會充分發揮橋梁的作用。

    《公益時報》：對于普通人來說，像大熊貓保護、物種保護、森林保護與可持續經營都是非常專業的項目，離自己比較遠。如何才能提高公眾對環保項目的認識和參與度？

    盧思騁：環境問題其實并不遙遠。今年沿海地區已經發生過幾次超乎尋常的臺風，更頻、更多、更烈、更晚。氣候變化跟每個人息息相關，無論貧賤富貴，誰也躲不開的問題。尤其是在邊遠地區、貧困地區，人們受環境惡化影響的程度更加嚴峻。因此，我們關心貧困人口，關心社會公平，關心邊緣群體，更需要從環境的角度去考慮。

    就環保組織來說，我覺得我們應該更好地傳播環保理念，即保護環境就是保護我們自己和子孫后代。我們可以看到歐美國家民眾對于氣候變化的認識、關注程度相對比較高，愿意在生活中做一些事，有意識地去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但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有一些問題是需要時間的，并不是立竿見影的。環境問題也不是捐一點錢、做一點小事就可以一勞永逸的，這需要大家身體力行，從生活中做起。

    ■ 本報記者 皮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