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張明敏

    《慈善法》通過后，包括捐款人、社會組織、信托公司在內的各方就已經開始探討設立慈善信托的可能。9月1日,《慈善法》正式實施，慈善信托成為可能。

    包括“國投泰康信托2016年國投慈善1號慈善信托”、“國投泰康信托2016年真愛夢想1號教育慈善信托”、愛飛客慈善信托、“中國平安教育發展慈善信托計劃”、“中誠信托2016年度博愛助學慈善信托”在內的多個慈善信托計劃迅速履行備案手續。

    那么慈善信托的頭把交椅究竟花落誰家，這些慈善信托又分別會按照怎樣的模式投入慈善事業呢？

    頭把交椅花落誰家？

    搶在《慈善法》實施的第一時間設立慈善信托，意欲吸引關注和曝光，占領市場先機，這成了各地數個“首單”慈善信托設立者的心理寫照。

    9月1日，國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完成了兩份慈善信托合同的簽訂，并將備案材料遞交北京市民政局審核。這兩份信托產品分別為“國投泰康信托2016年國投慈善1號慈善信托”和“國投泰康信托2016年真愛夢想1號教育慈善信托”(以下分別簡稱“國投慈善1號”和“真愛夢想1號”)。

    幾乎同時，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也在北京推出其首單慈善信托——“愛飛客慈善信托”，規模數百萬人民幣。

    同一天，深圳也有消息傳出，“中國平安教育發展慈善信托計劃”在深圳市民政局完成備案，成為深圳首個慈善信托計劃。

    不過，也有欲“先發制人”者提前一天就做出了動作——8月31日，中誠信托有限責任公司推出了“中誠信托2016年度博愛助學慈善信托”。

    又一塊待分的蛋糕

    在信托公司紛紛布局慈善信托的背后，則是國內對慈善資金來源的較大需求，而此前按《信托法》設立的“公益信托”卻體量甚小。

    根據《中國信托業發展報告(2013—2014)》統計數據表明，截至2013年底，信托公司開展公益信托以及類公益信托項目總計39個，資金總額129.17億元，僅相當于全國信托資產的約1%。

    而《慈善法》對慈善信托的著墨之重，令各方力量蠢蠢欲動。

    作為公益慈善事業的試驗田，深圳市已經連續兩年將慈善信托試點納入市政府重點工作。

    《慈善法》實施的前一天，深圳市民政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副局長侯伊莎就表示：“近期，注冊地在深圳的平安信托有限公司、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深圳市社會公益基金會等信托公司和慈善組織已經在為首批慈善信托計劃開展籌備工作，深圳市民政局也積極參與前期籌備調研工作，并給予政策指導，首批慈善信托備案工作已經準備就緒。總體而言，深圳具備在《慈善法》實施之后率先落地實施慈善信托的基本條件。”

    搶灘姿勢一：信托+慈善組織

    作為首批“搶灘登陸”的數支慈善信托，它們以何種“姿勢”占領陣地自然也成了關注的焦點。

    按照《慈善法》的規定，“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可以由委托人確定其信賴的慈善組織或者信托公司擔任”，但從已發布的慈善信托來看，大多數仍然將信托公司作為受托人，而把慈善組織放在“公益項目執行人”或“合作機構”的位置。

    國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研究發展部總經理和晉予介紹，“真愛夢想1號”的委托人為國投泰康信托公司員工，通過前期員工愛心捐款募集到82萬元，信托期限為3年，受益人為全國中小學校師生，上海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為公益項目執行人，每年按一定比例接受信托資金捐助。

    上海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品牌總監牛曉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基金會將按照委托方意愿全力做好公益項目，并提供積極有建設性的意見。慈善信托將作為基金會籌款資金來源的一個有效渠道，成為基金會籌款渠道的補充。”

    而這種“信托+慈善組織”的組合也是各家普遍采取的模式。

    在“中誠信托2016年度博愛助學慈善信托”中，中誠信托擔任受托人，負責慈善信托的設立、管理等事項，由北京市美疆助學基金會負責資助項目的選定，信托本金及收益全部用于捐贈，促進貧困地區教育事業發展;在“愛飛客慈善信托”中，委托人為中航資本、中航通飛、中航信托工會，廣東省愛飛客公益基金會為“合作慈善機構”。

    不難看出，業界對慈善組織成為受托人還持保留態度，其原因不外乎如下：一是難以保值增值。基金會在管理和運用信托財產方面缺乏足夠科學性的指導；二是規避資金濫用，對慈善組織的信心仍然不足。

    但慈善組織在開展慈善項目上的優勢也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信托公司與其開展合作，有利于慈善目的更有效的實現，有利于互利共贏的實現。

    搶灘姿勢二：量身定制

    與此同時，有兩支為委托人“量身定制”的慈善信托成為亮點。

    國投泰康發布的另一支“國投慈善1號”慈善信托，其委托人為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監察人為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規模3000萬(前期每年投入1000萬元)，期限5年，受益人為貧困地區生活困難的群眾、貧困學生。

    按發布方的說法，這是國內第一支由央企作為委托人設立的慈善信托，是為委托人量身定制、以委托人慈善需求為核心而設計的慈善信托。

    中國平安推出的“中國平安教育發展慈善信托計劃”則是我國首支永續型集合慈善信托，計劃規模1000萬元，全部來自平安集團、下屬子公司的自有資金及內部員工的捐贈，專注用于教育慈善領域。

    據了解，與一般慈善信托計劃設定2~5年的存續期不同，“中國平安教育發展慈善信托計劃”不設置預計存續期限，可永久存續。而平安信托作為該信托計劃的受托人，將對信托投資采取相對保守的投資策略，主要投資于固定收益類產品、現金管理類產品。在追求穩定收益的前提下，通過投資權益類產品保證資金長期抗通脹能力。

    中國公益研究院慈善信托研究中心主任高傳捷表示：“慈善信托作為新型的慈善方式，能夠更好地反映委托人的意愿，將有助于有針對性地解決慈善機構發展中存在的系列問題，帶動慈善事業向更透明、更高效的方向發展，成為推動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本土化”是眼下最大挑戰

    《慈善法》將慈善信托的設立確立為備案制，是眼下慈善信托集中開花的原因之一。但不可忽視的是，本土化仍是我國整個信托制度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國的信托制度是舶來品，更多按照國外方式引入，在中國的本土化，將面臨更大的挑戰。”日前，中國信托業協會非會員理事、錦天城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李憲明在媒體舉辦的“公益中國九人行——‘中國式’慈善信托的機遇和挑戰”節目中表示。

    李憲明說，從制度設計來看，慈善信托是對我國傳統捐贈制度的補充，因此，還會涉及《公益事業捐贈法》。但是，《慈善法》與《信托法》在立法原理和具體條款表述上都有差異，實踐中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門可能有不同理解，產生歧義。慈善信托制度與公益信托制度需要磨合，與現有的財產管理制度、一些涉及慈善活動的相關法律之間需要相互適應。慈善信托一旦設立，就會面臨信托制度本身在我國遇到的普遍性難題，包括財產過戶制度、信托財產登記制度、信托稅收制度等。

    李憲明表示，當前慈善信托在立法和實踐中只是起步階段，未來還充滿不確定因素。《慈善法》規定的慈善信托稅收優惠制度還缺乏配套政策，慈善組織、信托公司各自角色定位仍需要探索。慈善信托制度深入民心，根植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將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人們的精心呵護。

    對話

    北京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

    慈善信托研究中心主任高傳捷

    《公益時報》：慈善信托和公益信托是什么關系？

    高傳捷：慈善信托屬于公益信托。慈善信托是以信用為基礎的法律行為，涉及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面。

    《公益時報》：慈善信托行為屬于捐贈嗎？

    高傳捷：慈善信托行為視同為捐贈行為，即委托人將財富委托給受托人后將不再屬于委托人，不能撤銷。目前來看，1999年9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對公民捐贈有規定，公民捐給慈善組織的財富即被認為屬于社會資產，不再屬于捐贈人。但這部法律并未對慈善信托有所規定，慈善信托是社會財富的單向轉移，方式不一樣，結果卻一樣，財富均用于解決社會問題，所以我們將慈善信托行為視同為捐贈行為。只要財產交給了慈善信托，就屬于社會公共財產。

    《公益時報》：慈善信托有哪些具體形式？

    高傳捷：慈善信托有三種形式。第一，運用委托人信托本金產生的收益部分用于公益;第二，把信托全部本金直接轉移給受托方，即委托方實現信托行為，受托方馬上捐出去;第三，運用委托人信托本金的一部分進行捐贈，另外一部分留下產生信托收益。不管哪種方式實現慈善信托，完全取決于委托人自己。

    《公益時報》：慈善信托與稅收存在怎樣的關系？

    高傳捷：按照《慈善法》第五章第四十五條之規定，設立慈善信托應當在慈善信托文件簽訂之日起七日內，將相關文件向受托人所在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備案。未按照前款規定將相關文件報民政部門備案的，不享受稅收優惠。

    公民將財產捐贈給慈善事業，相對于稅務機關來說是減少稅收收入，但對于公益慈善事業來說，大量資金進入卻是多收入。大量社會資源進入公益慈善領域當然是好事，這將使得國家對于公眾事業的投入減少，民間的資源增加。

    對于慈善信托，國家稅務機關免稅稅額越多，說明私人財產向公益慈善領域轉移得越多，大頭財產是公益慈善事業拿走，少量的由稅務機關承擔。

    《公益時報》：各國慈善信托或公益信托的表現形式有何區別？

    高傳捷：慈善信托是一種慈善工具，各國都不一樣。即使采用了信托制度，對于制度如何發揮功能也有著不同要求，各國從國情出發，均處于不斷探索期。

    在英國，慈善信托和慈善商業公司各占一半，英國允許慈善組織興辦商業公司，利用稅收調解鼓勵促進慈善事業發展;在美國，大多數基金會均執行信托制度;在日本，公益信托只能接受金錢作為信托財產，也只能作用于資助型項目的運用。

    這是一種制度經濟學。利用信托和捐贈兩種形式做好事均有制度優勢，看誰發展得好。這印證著中國一句老話，“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