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過廣播發布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的詔書。在長達八年的全民族抗戰中，中國軍隊、平民傷亡3500萬人，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據估算達1000億美元。在抗戰期間，民間人士廣施善舉、出錢出力捐建醫院、收容難民、捐送戰略物資、面向國際社會募款，是抗戰勝利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

    企業家首當其沖

    在抗日的前方后方，到處都有民間企業家的身影，最知名者當屬陳嘉庚。早在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后，陳嘉庚就擔任“山東慘禍籌賑會”主席，積極籌款救濟難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陳嘉庚成立了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把南洋一千多萬華僑組織起來。他帶頭籌款，定期匯往祖國，并組織3000多名華僑司機、技工回國支援抗日。

    在陳嘉庚率領下，1941—1945年4年半期間，共計捐款約15億元，幾乎相當于當時國民政府一年的軍費。由于陳嘉庚對抗戰的重大貢獻，毛澤東主席以“華僑旗幟、民族光輝”譽之。

    而更多的則是許許多多名不見經傳的小企業家，竺梅先就是這樣普通的一員。“9·18”事變后，竺梅先在上海《申報》上刊登《告全國同胞書》，要求對日宣戰。“1·28”淞滬會戰時，他募集巨款，相當于購買了一架飛機。他親赴前線慰勞十九路軍，舉辦難民收容所，把歷年積存的上百件銀器裝滿一卡車作為救濟難民之用。為了救治傷員，他兩次設立“國際紅十字會傷兵醫院”。短短幾個月中，治療傷員就達4000多人。

    榮氏企業，因始終抵制日寇遭到忌恨。榮家產業聚集于上海和江蘇，全數在日軍的炮火覆蓋之下。淞滬會戰時，申新五廠、六廠、七廠被戰火燒毀，福新一、三、六廠被日軍強占。日軍向設備最為先進的申新一廠、八廠投下了18枚炸彈，當場炸死70多人，傷350多人，榮德生的大兒子榮偉仁險遭不測。戰事中，榮氏產業三去其二。面對慘景，榮家兄弟唯一能做的事情是，盡量把工人疏散到安全的地帶，把茂新四廠庫存的幾萬包面粉和數千擔小麥，全部運出來給中國軍隊做軍糧。

    有著“一品百姓”之稱的虞洽卿，更是傾其所有。1945年4月26日他因急性淋巴腺炎去世，彌留之際還捐獻黃金千兩用于抗戰，國民政府贈予他“輸財報國”的匾額。

    華僑募捐傾盡全力

    在中華民族的危難時刻，來自華夏大地上的慷慨解囊自不必多說，難能可貴的是，海外華僑在這場抗戰中也空前團結，為抗戰期間的戰時經濟做出了不可抹殺的貢獻。

    2015年8月，時值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前夕，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何亞非表示，在抗戰期間，海外僑胞以義捐、義演、義賣、僑匯、認購國債等多種方式為祖國抗戰捐款捐物籌措軍費，對補充抗戰軍費、填補財政逆差、支撐戰時經濟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據當年的統計，華僑捐款總計超過13億元，僑匯達到95億元以上，占當時中國軍費的43%。當時海外華僑有800萬，其中400萬曾為抗戰捐款。同時，他們還積極地認購國民政府發行的各類救國公債達11億元，占國民政府戰時公債總額的三分之一以上——這些公債戰后沒有償還，實際就是捐款。僑胞們還積極投資國內的經濟建設，創辦了適應抗戰需要的企業，總投資額達到16億元。

    當時在海外，僑胞發動募捐的方式豐富多彩。其中有名為“特別捐”的募捐活動，多半是僑胞中最有經濟實力的人參加，一次“特別捐”，最多可出到幾十萬元之巨。而“常月捐”則是一種長期固定的捐款，籌款總會根據各地區人數和經濟狀況確定月捐數目。各地區動員各機關社團工廠商店職員，依據自己的經濟狀況，捐出自己薪金一部分，一些地方的救亡團體還派員調查各華人商店薪水之多寡，來確定月捐數量的標準。從最大的實業家、銀行家，直到工人小販都參加到這一行列中來。

    各地華僑在征募寒衣、醫藥、車輛、飛機等方面也不遺余力。巴達維亞中華總商會主席丘元榮，平日熱愛救國工作，自抗戰軍興后，主持籌捐事宜，兼任該埠籌賑會主席，出錢出力。他自己已捐數10萬元，1940年又發動印尼華僑捐獻金雞納霜丸，獲得595萬粒，計裝119箱，寄香港中國紅十字會轉交祖國。舊金山華僑捐助醫藥助華會美金12.5萬元，辦理賑濟事宜。

    關于華僑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毛澤東曾給予高度的評價。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上回顧這場戰爭時說：“中國軍隊的廣大官兵，在前線流血戰斗，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界、產業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華僑輸財助戰，一切抗日政黨，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對戰爭有所盡力。”抗戰期間，國民黨方面亦曾屢屢致意海外華僑，云：僑胞自“抗戰以來，輸財出力，貢獻特多”，“在任何一種出錢的事，總是特別踴躍，自動輸將，不但從無一次的推諉，而且從無一次冷淡過，每次捐集的數目都超政府預算”，“是一萬分的對得起祖國”。

    士紳支持根據地慈善事業

    教育

    抗戰時期，中共非常重視教育在民族抗戰中的作用，但由于戰爭的制約，各根據地一時又拿不出足夠的經費支持教育發展。在此情況下，開明士紳在解決根據地教育經費、促進教育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華中抗日根據地，在興辦冬學的過程中所有中小學教師和塾師一律擔任義務教員，同時聘請當地進步士紳、知識分子擔任教師，有些地方經濟特別困難，就發動士紳捐助課本、作業本。1943年，鹽阜區發布的“關于開展冬學運動的經驗”指出，“鄉級冬學應聘當地士紳名流及小學教師參加”，“冬學經費，一般均不由政府供給，可發動士紳捐贈課本”。1943年2月，《解放日報》報道：“鹽阜區之文化教育事業，年來有顯著開展。阜寧一縣最近四月來，地方士紳為響應政府號召，自動捐資興學者，不下40余起。共捐款額總計達十余萬元。此項捐款即由地方人士自動興辦國民小學45所，初級小學8所，高級小學3所，新建校舍50余間。”

    衛生

    開明士紳也關注根據地衛生事業和人民群眾的健康問題，有的開明士紳本身就懂醫術。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紳士李鼎銘就是一位醫術高明的中醫。1941年底，李鼎銘當選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后，在工作之余，經常為毛澤東、徐特立、林伯渠等人推拿按摩，毛澤東曾請他看胃病和風濕性關節炎。后來，在毛澤東的倡導下，陜甘寧邊區成立了中醫研究會、中西醫協會、中醫保健社。李鼎銘在繁忙的公務之余積極參與活動，并兼任過中醫訓練班主任，推進了戰時中醫中藥事業的發展。

    其他普通開明士紳也關心這一事業的發展。在晉察冀邊區，武強士紳召開座談會討論社會公益問題時提出，由士紳負責募集資金，以中心村為單位設藥鋪，進行衛生保健教育，提倡建立保育院等。可見，根據地衛生事業的發展，與開明士紳的支持有一定的關系。

    賑濟

    在根據地救荒賑濟方面，開明士紳更是擔起重任。在封建時代，地主士紳之所以能夠統領地方群倫，原因使他們在主持組織賑濟災荒活動方面起著主導作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抗日根據地的開明士紳延續了這一傳統。

    1939年夏季，華北地區暴雨成災，晉察冀邊區成為重災區，開明士紳在這場救災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史料記載，“縣級以下由當地軍民組織各級征獻動員委員會，聘請了許多熱心抗日素負眾望的士紳名流參加。從6月到9月三個月的期間，正是大水災時期完成了救國獻金102余萬元，占1939年財政收入總額的50%以上。”對此，彭真專門寫了一篇《關于邊區救災運動與統一戰線》的社論，對熱心救災的開明進步士紳表示感謝。

    日軍的燒殺擄掠使根據地群眾生產生活出現極大困難，開明士紳積極參與救濟難民工作。在晉察冀井陘三區，區公所為救濟被敵燒殺后的災民，特召集富紳十余人，舉行會議，各富紳深明救國大義，當場認捐糧食5000斤。在山東，沂南和莊區各界為救濟蒙難同胞舉行士紳座談會，一致決議募集糧食8000斤、柴草50000斤。蘇中根據地為救濟難民，決定在區鄉以“區政委員會（或參政會）鄉政委員會名義，吸收群眾團體代表，及熱心士紳參加”，“以便于領導籌劃勸募發放糧，推動生產之經常工作”。

    水利

    修橋鋪路、興修水利歷來被認為是功在當代、澤被子孫的好事。開明士紳參與根據地的水利建設事業，意義不可忽視。蘇北海堤“宋公堤”的修筑，就是抗戰時期開明士紳關心參與根據地水利建設事業的一個很好例證。

    1939年8月底，蘇北發生海嘯，給當地人民生命財產帶來了巨大損失，而且海水浸泡后的土地含鹽分太大，沿海50華里長、15華里寬的土地五谷不生。在阜寧縣縣長宋乃德和地方士紳的座談中，宋乃德當即表示，將修復海堤列為新政權救災恤難的頭等大事。開明士紳田厚齋、鄧松三、計雨亭三議員聯署提出修堤案，決定經費不由人民負擔，以鹽稅作抵，發行公債，堤修好后由政府償還。

    經過全體技術人員和民工的共同努力，整個北堤和南堤工程只用了4個月的時間就修筑成3米高、18米寬、90華里長的大海堤。1941年夏，又發生了一次大潮汛，這次潮汛比上次還高6寸，但是新修成的大海堤卻巍然屹立。當地士紳和群眾感佩不已，將此堤譽為“宋公堤”。

    除提案外，開明士紳在工程建筑中也起了協助作用。田厚齋被聘為筑堤工程駐八灘辦事處主任，終日與宋縣長審慎籌劃，舉凡經費度支、民工給養、糧株運輸、工程進度、宣傳動員等等，莫不詳細研討，周密安排，并且事必躬親，不遺余力。田厚齋平素身體孱弱，因辛勞過度以致積勞成疾。1945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全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他當選為阜東縣參議會代表，成為出席大會的十個代表之一。

    ■ 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