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夏秋之際，“直隸連降大雨，永定河、南運河、潮白河等河堤相繼沖潰，洪水泛濫”。因這次水災的受災區域主要集中于京兆和直隸地區，所以被稱為“京直大水災”。百年前的這場水災，因政府委托民間慈善組織賑濟，而間接促進了“義賑”，即民間賑災事業的發展。義賑組織不僅為救濟災民籌集了大量資金，而且受委托辦理“急賑”和“官賑”，并在“散賑”、“災民收養”和“災后恢復”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慈善組織百年前的一次聯合

    相對“官賑”而言，“義賑”是由民間自行組織勸募、籌集經費并直接向災民散放物資的賑災活動。據《京畿水災善后救濟紀實》卷八《義賑》的統計：參與京直水災救濟的義賑組織達20 多個。參與京直水災救濟的義賑組織，既有京畿地區和國內其他區域的義賑組織，也有全國性組織和個別來自國外的義賑組織。屬于京畿本地范圍的義賑組織主要有順直助賑局、順直水災義賑會、天津水災急賑會、京畿水災賑濟聯合會等。參與本次“義賑”的普通善會善堂主要有天津貧民教養院、天津掩骨社、天津廣仁堂、天津濟生社、天津西老公所、天津義阡局等。此外，近畿水災救急賑捐會和以救助冀州所屬五縣為目的的冀屬水災救急會等義賑組織也在天津地區的水災救濟和防疫工作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外省區慈善救濟組織主要有上海義賑會、上海義賑協會、上海廣仁堂、上海濟生會、中國紅十字會上海總會以及旅滬順直同鄉會、江蘇仁德堂、奉天直隸會館水災賑捐事務所、吉林扶余農安慈悲會等。國外慈善組織主要有美國紅十字會和日本義助會。佛教慈悲會、中華圣公會等宗教類慈善組織也參加此次水災的賑濟工作。

    水災賑濟之初，以熊希齡為首成立了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后事宜處（簡稱“督辦處”），作為領導救災的官方總機關。為聯合中外各慈善團體籌議賑濟及處理善后事宜，又發起成立京畿水災賑濟聯合會（簡稱“聯合會”）。該會要求各義賑組織分別按“急賑”“冬賑”“春賑”“工賑”等名目開展賑濟工作，無論是按哪個名目還是在哪個縣放賑，均應預先匯報并進行登記，以便統一安排。相關義賑組織按照“聯合會”的要求，接受“督辦處”的委托，積極開展賑災工作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以中國紅十字會為例，除石家莊、天津及其附近地區由該會自發辦理外，其在文安、東光、滄縣、徐水等縣所辦的賑災事務均受“督辦處”委托。熊希齡在1917年10月23日給中國紅十字會賑災特派員蔡吉逢的電報中稱：“茲擬請貴會擔任東光、文安、滄縣、玉田、徐水等五縣急賑。”1917年11月，“督辦處”還請求天津紅十字會分會參與靜海縣的賑濟工作，“特別頒發賑款，交該縣官紳散放”。據統計，該會在靜海縣隨機發放棉衣700件，高粱150石。中國紅十字總會還受督辦處之邀，為參與中美合作的以工代賑修筑京通公路的災民提供棉衣2萬件。

    義賑成為救災主體

    早在“督辦處”成立之初，即確定了“放賑之事全行委托本地士紳及各慈善團體”的辦賑方針。“當水災發生之時，京畿有順直助賑局，而天津亦設順直義賑會以應之，其用意皆輔官力之不足”，故而委托慈善組織繼續辦理賑濟事宜，“現在各處急賑，均系由紅十字會及諸慈善團體經手散放”。此后，又相繼委托順直助賑局和順直水災義賑會辦理1917年年底的“冬賑”和1918年年初的“春賑”。在辦理“冬賑”和“春賑”的過程，也體現了官民合作辦賑的特征，即由官方委托義賑組織辦理“官賑”。與此同時，義賑組織又委托縣知事代為辦理某些具體賑災事務，并由地方士紳參與監督。春賑款的散放也是通過官民合作的方式完成。順直水災義賑會沒有直接參與春賑款的散放，而是根據“被災各縣災情輕重，酌量分配發交各該知事”。并在賑款總數超過1000元的縣設置“春賑監放員”，“即就各該縣公正士紳擇員委任”。從義賑組織的建立及其組織形式來看，也體現了這次水災賑濟的官民合作特點。如順直水災義賑會最先由中國紅十字會天津分會發起，“聯合各機關籌辦急賑，以拯災黎”。

    在1917年京直水災救濟中，全省范圍的“官賑”大多由義賑組織代為辦理。“冬賑”除了由順直助賑局散放大部分地區外，“唐山、隆平、柏鄉、任縣系由上海京直奉義賑會完全擔放”。對部分災區而言，某些義賑組織成為地方救災的主力和核心。如作為天津城區及四鄉水災賑濟的總機構，天津水災急賑會不僅為救災籌集賑款，而且還為災民修建臨時窩棚，以及參與教養貧民、防險固堤等事務。外地慈善組織赴天津賑災均需得到該會的協助或委托辦理。如上海中國濟生會代表馮仰山等到天津后，及時與天津水災急賑會接洽，商討賑款施放辦法，請其派警保護。旅滬順直同鄉會水災急賑會在天津辦理“急賑”時，牽涉具體的方法和區域，以及修筑窩棚的數量、地址等，均主動和該會董事會討論協商。義賑組織的主體地位還體現在義賑款在個別災區賑款總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霸縣獲得各類賑款共計23萬多元，其中，義賑款17萬多元，占該縣所得賑款總額的70%以上。

    民間力量的凸顯

    義賑組織為此次水災籌備了大量的資金、糧食和物資。據官方統計，義賑組織和慈善團體為本次水災“義賑”，投入的款項多達100萬元以上，而實際上用于此次水災賑濟的“官款”總額只有242萬余元。義賑款占賑災款總數的1/3以上，義賑組織在這次救濟中所發揮的作用可見一斑。因各義賑組織所籌款項多寡不一，在“義賑”中所發揮的作用也各不相同。順直助賑局在辦理“冬賑”時自籌經費50萬元，是各義賑組織中籌款最多的一個。天津水災急賑會賑濟災民的食物、窩鋪、葦席、救生渡船等項共計現洋24.6萬多元。紅十字會所籌賑款、棉衣、藥品、面粉等費“共合洋二十二萬有奇”。此外，順直水災義賑會為“春賑”籌款20萬元，上海義賑會籌款近20萬元，上海廣仁堂近14萬元，江蘇廣仁堂籌集7萬余元，上海義賑協會近8萬元，上海濟生會近7萬元，江南義紳唐宗愈和唐宗郭兄弟也為此次水災籌款6萬余元。有的義賑組織以捐助糧食或藥品為主。如日本義助會共捐助“紅糧17575石，仁丹5萬包”；中華圣公會散放“玉米10萬斤”、“紅糧23萬余斤”；香港公誠公司捐“仁丹1萬包”。

    在籌備救災資金和物資之外，義賑組織最主要的任務是辦理具體的賑災事務，如救助被困災民，向災民散放食物、錢糧、藥品、衣物等，在災民救濟、災后恢復和防疫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如中國紅十字會在1917年9月22日至30日，共救出被水圍困災民13881人，散放大餅、饅頭共計15770斤。華北基督教義賑會在文安設粥廠11處，每月所需7500元。中國紅十字會在徐水、安平設置留養習藝工所，在文安設立3處災民習工所，在天津龍亭女子傳習所設臨時婦孺留養院。多數義賑組織將修理河堤與以工代賑相結合，既有助于防災，又為災民提供謀生機會。如紅十字會在淶水縣以工代賑修理河堤，用費3000元；華北基督教協會在定縣以工代賑修筑堤壩用費5000余元；寧波趙主教在任縣補助挖河工費3000元。保定紅十字分會還為清苑災民提供高粱籽種，幫助災民恢復農業生產。部分義賑組織在為災區提供糧食等救災物資的同時，也向災民發放了部分藥品，如日本義賑會向任邱、新鎮、文安、大城、雄縣等地提供了5萬包仁丹；香港公誠公司向新鎮發放了1萬包仁丹。

    作為民間力量賑災的一次初嘗，1917年京直水災救濟有著眾多局限性。由于以往賑款多來自國外，而1917年正值歐美各國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無暇顧及中國，造成了此次救災資金主要來自國內、救災金額不足；受資金和能力所限，多數義賑組織只能在一地或少數幾地開展賑濟活動，于是并不是所有的災區都得到了義賑組織的關注；賑款分配不均的情況也比較突出……

    但總體而言，“官賑”與“義賑”相結合，是1917年京直水災賑濟的突出特點。慈善組織受委托辦理各類賑災事宜，義賑組織成為救災的主體，官民合作賑災取得較好的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講，1917年京直水災救濟中的“義賑”在我國慈善救濟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 郝紅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