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人自助”是社會工作專業的價值理念，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助人，指幫助受助者使其改善目前的狀況；第二是自助，指在幫助受助者的過程中要充分挖掘受助者的潛能，發掘受助者可利用的資源，改變不利于受助者發展的環境，從而使其增強自身解決問題的能力，以促進受助者自身的發展與進步。雖近代“助人自助”的理念起源于西方，但若追溯至古，中國慈善事業亦有其萌芽。鴉片戰爭后“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在內憂外患和西學東漸的背景下逐漸繁盛起來，對近代中國的慈善事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中國古代“助人自助”理念

    “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并不是絕對的“舶來品”，雖然繁盛于近代，但若要追溯其起源，中國古代亦不乏前例。據《晏子春秋》記載：“齊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為民發栗，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晏子令使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趣。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這便是以工代賑的起源,雖然當時的“以工代賑”還只是停留在幫助受助者通過自身的勞動獲得救助的層面上，并沒有考慮到通過一定的工程建設改變受助者的生存環境，使其獲得更加長遠的自助發展，但從中已經隱約可以看出“助人自助”慈善理念的萌芽。

    齊桓公時，管子曾向百姓提供借貸的救助思想，即以通過向百姓借貸食物、種子、土地實現百姓的自助生產，管子曰：“民之無本，貸之圃疆”，亦曰：“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這種通過向受助者借貸必要的生產要素幫助受助者恢復生產的救助方式，后世被稱之為“農賑”，為歷代加以繼承并不斷發展。可見，“農賑”為受助者創造了一定的生產條件，使受助者擁有了一定的生產能力，從而使受助者能夠做到自力更生，這已明顯帶有“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

    宋代黃震改革慈幼之政時，做到了從長遠考慮受助者日后的生計問題，并提出使其自立謀生的積極救濟法，即使受助者學習一定的技藝，以便將來能夠自養，據《黃氏日抄》記載：“今仰店鋪有人欲收為使喚，或買賣有欲收為過買，及恐有宗族親舊自欲收錄，或民間欲收養為子，并仰經坊長求四鄰保明申上，本司當并此兒一年合支錢米作一項給付收錄之家，使之早有歸著。各自習學道業，求長久活路。”

    雖然“助人自助”的思想在中國早有出現，但還只是停留在片面化和非系統化的初始階段，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西方思想的不斷傳入“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開始逐成長起來。

    近代“助人自助”理念的產生

    鴉片戰爭的失敗，使近代中國社會產生了劇烈的動蕩，列強的不斷入侵、社會結構的變遷加之天災人禍不斷，以致社會問題日益突出。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僅憑善心去從事慈善事業在數量上和水準上都不足以達到社會的要求；同時鴉片戰爭的失敗也拉開了西學東漸的帷幕，西方慈善事業的引入在中國產生了良好的“示范效應”，這樣，在中國社會內部要素和西方慈善事業“示范效應”的疊加下近代中國“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應運而生，開始了探索慈善事業科學化的進程。

    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攻占蘇州，馮桂芬避居至上海，使他得到了一段與西人接觸和大量閱讀了西方書籍的經歷，對他的思想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馮桂芬提出向西方學習，普及推廣“義莊”和“善堂”，設立“嚴教室”，專收舊家不肖子弟，“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藝”；又設立“化良局”專收妓女，“擇老婦誠樸者教之紡織，學有所成者，三年保釋”。通過介紹西方的慈善機構，馮桂芬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的慈善思想，通過改造中國傳統的“善堂”、“義莊”，馮桂芬提出了變消極的助人方式為積極的助人方式，變“輸血”為“造血”。與此同時，馮桂芬和其次子馮芳植共同創建了蘇州洗心局，將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付諸實踐，據《同治蘇州府志》記載，“洗心局在翦金橋巷，國朝同治十年郡人馮芳植創建，舊家子弟不肖者送局管束，共建號舍若干間，嚴行禁錮。”不難看出，馮桂芬已明確提出了在救濟貧民的同時教給其一定的技藝，使其能夠做到自存慈善思想，即“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并將其應用于實際慈善活動之中。這既是對西方慈善事業的學習亦是對中國傳統慈善事業的繼承與更新，自此國人開啟了慈善理念近代化的歷程。

    近代“助人自助”理念的發展

    戊戌變法前后，列強的進一步入侵，帶來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和巨額的戰爭索賠，進一步破壞了中國原有的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激化了中國的社會矛盾。在這種痛苦的刺激下，中國人開始了進一步探索慈善事業科學化的進程。

    這一時期，“助人自助”慈善理念下的救助對象的外延開始逐步擴大，由原有的“貧民游惰”開始擴展到老人、兒童、殘疾人等弱勢群體。人們開始逐步認識到，每一個人都應有通過勞動糊口的能力與權利，應該充分發揮受助者的潛能，盡可能地讓每一個受助者都能做到自力更生。近代中國“助人自助”除為受助者傳授一定的職業技能外，其形式也產生了進一步的擴展，主要表現為多種新形式的助人方式的產生。

    沒有任何惡習又能安分守己的貧民，想從事小本生意而又苦于沒有原始資金，為了生計不得不陷入高利貸的盤剝，借錢局的設想因而得以產生。具體借款方式是“自八百文起自五千文止，每錢一千文，按日收回十文，令其自行送局，五日一送，以百日為滿。但將原本收回，不取分文利息”。借錢局的出現不僅有效地抵制了高利貸對百姓的盤剝，也具有“標本兼治”之利。雖借錢局最初為抵制“印子錢”而設立，但從其慈善理念和實際發揮的功用分析，借錢局側重于給予受助者“小額貸款”，以幫助受助者增加自身獲得財富的能力，使其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走出貧困，顯然體現出近代“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

    近代中國天災人禍不斷，在災荒連年的背景下，以工代賑這種賑濟形式自然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近代以工代賑強大的社會保障功能，不僅體現在災后的臨時救濟上，更是體現在其著眼于受災地區和受災群體的長遠發展等方面。當時的工賑主要是：“設立實業學校或災民工廠，組織極、次貧之婦女從事發網、草編、被褥及其他物品的制造，扶持農村手工業，幫助災民‘自為工作以維持家計’；發動工礦農墾等各方面實業家，增加資本、招募災民；植樹造林，改善植被環境；興工筑路，浚河修渠，改良災區的水利設施和交通條件”。

    可以看出近代大多的以工代賑將災后的臨時救濟和受災地區的災后恢復和重建結合起來，突破了傳統慈善救濟單純給予的救助模式，致力于改變受助群體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給受助者創造良好的發展空間。這無疑已蘊含著近代“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

    “助人自助”慈善理念的升華

    慈善教育事業在我國自古已有，早在東漢肅宗時期，楊仁就已創建免收學費的“義學”，據《后漢書》記載：“寬慧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道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供之朝。”但主要是為培養地方屬吏和為朝廷培養人才，對于貧民的普及性教育相對較少，即使少數開展貧民教育的機構也多把重點放在技能的培訓，極少涉及精神激勵層面。

    至清末民初慈善教育事業得到廣泛的發展，上海龍華孤兒院、狼山聾啞學校、香山慈幼院等眾多慈善教育機構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出現。在探索慈善事業科學化的道路上，慈善家開始認識到了：“慈善救濟主要是救人之身，而慈善教育則是救人之心，在國家腐敗、政治墮落、軍閥專橫的社會條件下，人的身是救不勝救的，而欲真正使人得救，就必須先醫治這個社會；而欲醫治這個社會，就必須先醫治人心”。因而近代眾多慈善教育機構不僅把教育的重點放在技能的培訓，更多是把救濟提高到精神的層面，從而把善理念從培訓受助對象技能提升到給與受助對象精神上的激勵，把救濟擴展到精神的層面上。

    其中以熊希齡創辦香山慈幼院最為典型。在給蔣介石的信中熊希齡曾說：“社會有許多孤寡殘廢的軍人，即使政府能一一收養，給與衣食，終不能寬其憂郁之心，平其怨憤之氣。只有宗教才能感化和寬慰他們，使之‘樂其余年’。”由此可見熊希齡對精神救濟的重視以及他先進的慈善理念。戰爭期間，熊希齡曾多次到慈幼院的孩子們中間演說，講自己以前在戰爭中救人的經歷，宣揚舍己救人的精神，鼓勵孩子們在國家有難之時為社會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通過熊希齡切身實地的宣傳和教育，香山慈幼院的孩子們多次參與了到社會服務工作中，多數孩子被培養出了舍己為人的人道主義精神，使他們從一個被別人救濟的弱勢群體變為了不僅能自食其力更能回報社會救助他人的人，從而將“助人自助”的理念進行了質的升華。

    （據《文史博覽》）

    ■ 劉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