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恩龍

    中國古代的善書（也稱勸善書）主要源自秦漢時期，宋元朝代發展較為迅猛，明清之際善書出版達到輝煌階段，其數量估計10萬種以上。善書融儒道釋和民間信仰為一體，宣傳因果報應，勸善懲惡，實際上是道德教育的通俗讀物。中國古代善書主要由宗教組織、官方發起出版，種類繁多，不僅在中國流傳，還遠播東南亞、日本，影響廣泛。

    勸善懲惡，以公益為目的

    善書實際上是古代道德教育的教材，它們大多宣揚行善積德，強調行善可以正己化人，得到現世的福、祿、壽等，而且能得到神靈的佑護，萬事亨通，甚至可以進入神仙世界，免遭地獄之苦。有的善書如《玉歷寶鈔勸世文》，專門列出善的種種行為以及將得到的福報，其中有關修身立命的勸條包括：孝、敬、忠義、守、忍、端、方、仁、厚、不驕不詐、不貪不慎、不欺不罔、不邪不淫、相親相睦、同善同誠、化己化人、好道好義、廣勸廣行、無非無是，主要為儒家的倫理思想。有的善書如《警世功過格》《十戒功過格》等，專門列出作惡會得到什么懲罰，在《太微仙君功過格》中有這樣的字條：救有力報人之畜，一名為十功；救無力報人之畜，一名為一功。人們通過諸如此類的警語，便于在生活中隨時檢視自己的行為。許多善書勸誡世人愛惜生命，愛惜環境，敬惜字紙，不盜竊，不淫邪，否則將殃及子孫，等等。這對引導社會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民族美德均有一定價值。

    古代勸善書出版不為牟利，主要是一種公益行為。很多善書的刻印者明確聲明，如果將善書作為商品出售，將受到追究，且對自己的“功德”有負面影響，以此威懾人們不要將善書作為牟利的手段。很多善書因免費發放，大多置于人們常去的地方，如碼頭、茶樓、飯店、集市、科場、寺廟、道觀、宗教用品店等。

    通俗易懂，故事性強

    “五經四書”等中華經典主要面向讀書人，古代善書的讀者對象則主要為底層民眾，他們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因為要面向大眾，所以編者在編寫善書時，充分考慮到讀者的文化水平，盡量通俗易懂，通過故事來講解道理。廬山東林寺印、宋代王日休撰《龍舒凈土文》，盡管時隔近千年，現在讀起來仍然淺顯易懂，不像一些儒家經典那樣晦澀。此外，善書表現形式多樣，有詩歌、讖語、小說、對話、歌謠、演唱、圖解等體裁，非常便于在民間口頭流傳。很多不識字的民眾，從別人那里聽到善書相關內容后往往深信不疑，進而對自己的終生信仰產生關鍵影響。現在人們口頭上經常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等言論，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善書影響的遺留。

    古代善書有的署有撰寫者的真實姓名，如《朱子家語》《了凡四訓》，這類書多為儒家善書。道教善書大多假托神人的口吻撰寫，如《太上感應篇》（成書于宋代）就是假托太上老君口頭訓導，《文昌帝君陰騭文》（成書于明代）假托文昌帝君之名撰寫，《關圣帝君覺世真經》（成書于清代）是假托關羽之名撰寫。上述三種善書合稱“三圣經”，在社會上流傳最廣。

    功利色彩鮮明

    在古代社會，老百姓面對天災人禍，往往掌控不了自己的命運，趨吉避兇、追求福報是普遍的訴求。善書大多順應人們求福、求壽、多子、求官、求財的心理，帶有鮮明的功利色彩。善書宣揚只要行善積德，就可使本人和家人獲得現世福利，得科名、長壽、好運、財富等，還可以蔭及子孫，概言之，只要行善，幾乎可以得到任何人們想要的東西。因善書中很多故事集自各種史書、雜記、方志、民間傳說，地名人名都有，讓人不疑。很多人受善書的影響，不僅嚴格約束自己，而且多行善事，開展社會公益活動，或志愿助印善書，對社會風氣有不少積極的影響。但不可否認，一些善書中的很多故事荒誕不經，含有迷信的成分。

    另外，善書鼓勵翻印，大部分善書會在最后標注“歡迎翻印，以廣流傳”相關字樣。按照善書的編寫邏輯和目的，民眾翻印善書，可以減少自己所犯的錯誤、罪過，給后人積德。為此，很多人節衣縮食也要翻印善書，以求福報或解脫。

    官方、宗教機構出版

    古代善書的出版機構有官方組織、宗教組織、民間人士等。善書因勸人們行善，有利于社會穩定，所以歷史上很多皇帝親自下令編寫善書，給與資金支持，地方官府也支持善書的編撰出版。如宋理宗曾為《太上感應篇》題辭，宋真宗賜錢刊刻。明代官方敕撰的善書多達56種，包括《女誡》《祖訓錄》《辨奸錄》《孝慈錄》《教民榜文》《古今烈女傳》《仁孝皇后勸善書》《為善陰騭》《女訓》等。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朝順治皇帝都曾為《道德經》作序。順治皇帝將原來的道教經典《太上感應篇》下詔刊行，贈給群臣，并出版了《御注道德經》等善書，此外，康熙時期的《圣諭十六條》、雍正時期的《圣諭廣訓》等善書同樣風行一時。

    宗教組織是善書出版的主要機構，也是善書出版資金的主要來源。宗教組織用募集的善款刻印善書，儒道釋和民間信仰機構都刊印了數量巨大的善書，如儒家的《孝經》《烈女傳》，道教的《太上感應篇》，佛教的《金剛經》《心經》《普門經》等。社會賢達一般是社會道德的模范，他們很想教化影響社會，翻印善書無疑是一種很好的途徑。他們往往舍家財刊印善書，免費發放。

    普通老百姓為求福報，往往自發捐錢為善書出版提供資金。善書編撰者或出版者編好書后，通常會向民眾宣傳捐款刻書印書的好處：刊印勸善之書，可以百世勸人行善，功德無量，善書流通有12大福報：消災、愈病、平安、富貴、康樂、聰慧、善美、幸福、和平、長壽、善終、超脫（超凡入圣而且脫離輪回）。有些人干了壞事，心有不寧，為了悔罪，通過贊助刊印善書，也可獲得心理安慰。

    當代善書的傳承

    時過境遷，當代善書原創作品較少，大多為翻印古人的著作，有的原版影印，如正定臨濟寺翻印明代永樂內府刻本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集注》；有的重新排版，如廬山東林寺印制的宋代王日休著《龍舒凈土文》，也偶有近現代高僧大德如印光法師、星云大師、凈空法師所著善書出版。

    當代善書大多按內部出版物通過申請內準字出版，但也有不少善書出版者不申請內部出版物號直接付印、發放，如何理順當前善書出版的管理體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不少善書出版者認為，因是免費發放，所以不需要書號，于是自行出版。按照國家規定，即便免費發放的圖書也應該申請內部出版物號。按說內部出版物，只供內部交流，不能廣泛發放，但善書又確是廣泛發放的。按理，善書應被視為正式出版物，應由國家正式批準的出版社來出版，而不應該由寺院等宗教組織或個人出版。但是，如果要國家正式出版社來出版，則可能違反了善書出版的原則，出版社要盈利，而善書出版的公益性決定其不以營利為目的。再者，出版社人員可能對善書出版不感興趣，不利于善書出版。一些寺院本來也想申請在出版社出版善書，但是因出版社收取的費用較高，只好自己找公司制版、印刷。這些做法在法律上都是有瑕疵的。

    互聯網時代，很多善書出版機構通過網站發行善書。如蘇州弘化社主要通過弘化網官網后臺和郵箱向信眾免費發放善書，一般不主動聯系寺廟發行。南京雞鳴寺專門有一間房陳列善書，數量在兩百種以上，免費領取。遇有一次取用數量較大者，服務人員會善意提醒，善書要善待，不可浪費。臺灣著名的數據庫出版商漢珍數位公司已經建立了中國善書大全數據庫，該庫收集了在臺灣出版的4萬余種善書。

    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很快，在利益、名譽、權力面前，很多人把持不住，喪失道德底線，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我們也應讓善書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讓人們從內心加強自我約束。善書宣傳的勸善懲惡觀念容易讓人心生畏懼，在利欲面前保持操守、遵紀守法。善書普遍宣揚扶貧濟弱，讓人愛惜生命、珍視環境，這與建構和諧社會殊途同歸。因此，我們一方面須對善書的消極內容加以規避，另一方面我們應該鼓勵善書出版，讓善書發揮道德教化的作用，服務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