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高文興

    2015年10月22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Rockefeller Brother Fund)總裁斯蒂芬·漢茲(Stephen B. Heitnz)到訪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與院長王振耀一起回顧了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史以及與中國千絲萬縷的聯系。

    1979年7月，在中美關系正常化僅6個月之際，斯蒂芬·漢茲就首次造訪廣州。近40年間，“中國和它的慈善事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斯蒂芬·漢茲的第15次訪華，在他的眼中，在洛克菲勒家族及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慈善版圖中，中國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洛克菲勒家族慈善門規

    今年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成立75周年，斯蒂芬·漢茲在當天總結了基金會在慈善事業上的六條經驗：

    合作和杠桿化。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由洛克菲勒慈善家族第三代成員的5個兄弟協同建立，因此得名。因而，“協同合作”的文化在基金會和家族慈善文化中尤為重要，是基金會開展工作所秉承的精神。“杠桿化”則意味著需要利用慈善領域相對有限的經濟資源，去撬動更多的資源，才有可能為世界帶來更大的變化。

    慈善并不僅僅關乎錢。慈善還關乎價值、想法、說服力和領導力。

    應投資非營利部門。非營利部門是人們向善的驅動力，應該不斷地去滋養這個部門，讓它不斷地得到改善。

    跨界解決問題。應通過文化、藝術、社會關系、公民參與、經濟和政治等不同的構建，通過多學科的方式，對慈善做出創新和改變。

    保持實驗的姿態。慈善領域的資金有非常大的靈活性和獨立性，應充分利用這種靈活性進行冒險，冒公共和私有部門不愿意去冒的風險，進行實驗和實踐，通過失敗和錯誤進行學習，創造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法。

    自我審視。從成功的經驗中學習，從失敗的教訓中改正，通過審視歷史，不斷地去評估以往項目的影響，了解捐贈方的反饋，并從中學習經驗和知識，向所期望的方向去發展。

    中國之于洛克菲勒

    斯蒂芬·漢茲認為，慈善所面臨的挑戰，就是用相對有限的資金，去帶來巨大的變化。“我一直把它與中國的針灸理論相比較——用非常細小的銀針，即非常有限的資金和人力，找準地方、找準問題扎下去，才能帶來系統性的變化。”他說，做慈善帶來的最大欣喜，就是當“我們經歷了艱辛的工作后，能夠見證和感受到人們在生命和生活上的切實變化”。

    洛克菲勒慈善家族的奠基人老約翰·洛克菲勒出身平凡，但通過創立標準石油公司，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第一個全球公司而迅速積累巨額財富。從年輕時就熱衷參與慈善的約翰·洛克菲勒，在事業成功后，更將對慈善事業的投入呈指數般地增加。

    1908年，老約翰·洛克菲勒建立特別使團，前往中國尋找可以開展的慈善活動，發現中國當時急需醫療衛生領域的改善。1921年，在洛克菲勒家族的資助下，協和學堂在北京創立，最終演變成如今的協和醫院。從那時起，西醫方面的研究人員和醫療人員陸續來到中國，幫助建立醫療管理方面的學科和病例管理系統，同時也建立了護士學校用于培訓護士。

    1947年，在中國還充滿不確定性之時，洛克菲勒家族向協和醫院理事會捐贈了1000萬美元，市值相當于現在的1.07億美元，希望后者在動蕩的環境中生存下來。至今，協和醫院仍是洛克菲勒家族世界范圍內的第三大受助機構，是美國以外的最大受捐方，對于洛克菲勒家族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除了醫療健康領域外，洛克菲勒家族還在中國開展了其他的慈善項目，比如農村、提高人民閱讀識字、提高經濟機會。

    截止到193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贈款就已經覆蓋了中國的13個省、60多家機構。

    慈善業需要“耐心基金”

    老約翰·洛克菲勒對于慈善事業的投資早已被驗證為具有長期眼光，他本人也因此被譽為“戰略性慈善事業之父”。

    事實上，洛克菲勒所從事的慈善活動是非常細致的，而且具有戰略考量，他不但希望緩解社會問題的癥狀，更希望通過長期努力能夠觸及或解決引發社會問題的病根。因此，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創辦人之一、大衛·洛克菲勒曾形容這種長期的戰略性慈善投資為“耐心基金”。

    在斯蒂芬·漢茲看來，中國持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已經催生出了財富階層，而擁有這些財富的人也在改變，很多人都是40歲以下的年輕企業家，他們通過自己的勤奮努力得到了巨額的財富。然而，目前中國的慈善環境仍不樂觀，許多慈善活動仍是短期行為和作秀渠道，并沒有形成長期的機制。

    對此，他認為：“戰略性慈善是一種長期、耐心的投資，其目的是通過這種投資，真正有效地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其結果未必能在短期內看到，也需要以數年來計算，但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根除社會的頑疾。”

    他特別強調，中國富翁們還很年輕，美國慈善事業發展到今天經過了一百多年，因此應該給中國和中國企業家一定的時間，在“歷練”中真正變得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