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阿蘇衛垃圾焚燒廠建設項目舉辦了公眾聽證會。對此，有些人報以冷笑，說聽證會這東西，是形式主義的遺毒，不符合中國社會運行規則；有些人則很緊張，認為聽證會是不符合我國法律的。

    其實，早在2005年的“圓明園鋪膜防滲事件”中，當時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就在極短的時間內舉辦了一次聽證會。由于這是有史以來環保總局（今環保部）舉辦過的唯一一次聽證會，因此也被當成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國家級環保聽證會”。聽證的結果，最終并沒有阻止圓明園的繼續鋪膜，使圓明園幾近喪失其珍貴的棲息地。

    聽證會經常很容易被刻意安排成“專家座談會”，組建龐大的專家團，用所謂的知識和科學來封堵公眾的嘴，而參會的專家是經過有意挑選的。

    因此，一場好的聽證會，或者說，一場合格的聽證會，大體要滿足三個原則。

    第一，全開放。誰都可以報名，誰都可以去旁聽，誰都可以傳播。

    第二，要以傾聽反對意見為主。如果你沒有反對意見，干脆不要去參加，把機會讓給有能力提反對意見的人。因為，支持的意見在支持的那一方，早已經被收集和證明多次。而反對的意見在支持的那一方是不肯考慮，也不肯去進行收集的。而任何一個項目，如果只有可行性報告，沒有不可行性報告，那么，這個項目的決策一定是愚蠢武斷的，在未出生就埋下社會隱患的。因此，如果你有優質的反對意見，請積極參與聽證會。

    第三，政府不是企業的站臺者，而是問題的裁判員。政府即使為垃圾處理的出路存在無窮大的焦慮，本質上也是中間方，不是項目的建設方，不是某個未確定項目的支持方。政府需要決定的是垃圾要好好處理，而不是要逼迫自己去建垃圾焚燒廠。

    2013年，云南昆明傳出要修建PX項目時，一些公眾就建議應當對重大項目開展“社會風險評估”。當時，一些公眾甚至想在云南、在北京，層層開展民間聽證會訓練。當然，兩年過去了，受阻于多方的缺乏對話基因，似乎也沒有什么太大的成效。

    因為，長久以來，只有政府一方能做決策，自然整個社會就沒有對話的習慣和能力。不僅僅是政府沒有對話的能力，企業也沒有對話的能力；不僅僅公眾沒有養成對話的能力，社會組織也沒有養成對話的能力。

    所謂“對話的能力”，就是在有限的時間內，和持異議者一起討論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們發展至今，整個社會都仍舊不習慣于和反對方坐在一起討論問題，尤其不擅長多個利益相關方坐在一起解決問題。

    要養成對話的能力，目前最需要的是疏，而不是堵，是大量舉辦。打個比方來說，一條河由于修建了一座大壩，把原來奔騰的河流都變成了死水，把原來清晰可見的溫暖河道變得陰沉冰涼。因此，要讓河道重新回到自由奔流的生態狀態，就需要拆壩、炸壩、除壩。當然，壩有了缺口、裂縫，水當然就踴躍上前，免不得泥沙俱下，免不得濁流暗涌。

    如果這時我們就被嚇倒，那我們就大大地缺乏社會生態系統發展的眼光了，我們就是在堵死自己的前行之路。

    社會淤積的不滿情緒必須要在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聽證會”中慢慢地疏導干凈。一個久病淤滯的人，一定要做的是清理和排泄。這時候，如果繼續還以害怕排泄和疏堵帶來的小范圍震蕩為理由，而一次又一次拒絕和拖延，那么，最后只會導致社會機體自身百病叢生。

    當今這個社會，要有生機和希望，只有兩個辦法。一是讓公眾能做主的由公眾自己做主。二是該疏導時，堅決不能再堵塞和加壓。我們過去已經為堵塞和加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聽證會這樣的方式出現得越多，社會就越通暢和明朗，政府、企業、公眾、社會組織之間，關系就越和諧共存，越泰然互信。

    公眾其實不在乎這個聽證會是小區級、街道級、還是省市國家級。公眾和政府、企業一樣，都需要大量地在圓桌上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然后，就會學會傾聽、學會理解、學會討論、學會談判。

    我們的聽證會辦得越多，社會越文明，生態越天然。呼吁全國各地無論大事小事，都大量地辦起聽證會。不僅僅為垃圾焚燒廠，不僅僅為PX項目，不僅僅為環境，而為了我們社會上所可能出現的一切。

    自然大學發起人

    馮永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