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古稱甌越，葉適等人所倡導的“農商并舉、義利并重”的觀點，長期影響了溫州人的思想和行為。經過兩宋開門辦學的文風洗禮，讀書人的隊伍日益擴大，人心向善的風氣深入人心。到了明清兩代工商業日益發達，社會日益趨向穩定，官民合辦慈善成了當時的社會風氣。

    由于地方政府官員的提倡，慈善的設施更加完備，各類慈善機構規模日漸壯大。特別是地方開明紳士和財力雄厚者的參與，慈善事業發展很快，他們的言行成為民眾的楷模，一時成為民眾口口相傳的佳話。

    而作為民間慈善力量的標志，市區內的紅日亭也成為溫州的“慈善地標”，本報第2739期16版也曾以《溫州紅日亭：施粥傳統的當代延續》記載了溫州人樂善好施的歷史傳承。

    溫州是水鄉，河流縱橫交錯，橋梁接通河網。據清光緒《永嘉縣志》記載，當時城內橋梁就達150余座，及全縣52都共420座橋梁、18津渡。僅城內就有半數以上的橋是鄉民籌資修建或者重建的。

    城內如敬亭橋、安豐橋、洗馬橋、打鑼橋、天高橋、安仁橋等27座橋均系清同治年間當時邑人籌資重建，有的橋就是以出資者的姓命名，如：宋公橋、高公橋、周公橋、木施橋等。

    城內的小高橋，宋時建，年久失修，到了清代破爛不堪，搖搖欲墜，百姓行路困難。百年老店葉德昌創始人、邑人葉錫金、孟璜、李全英捐千金而重建。三十六都的滕家橋是明代小木橋，木樁腐朽，岌岌可危，葉錫金捐資重建，還置田40畝，收入作為每年修橋費用，托當地人進行專管。

    清咸豐三年（1853年）夏，溫州遇臺風強降雨，風雨交加時間達十天之久，沖垮了蒲洲八字大埭，這座大埭是溫州的重要水利工程，永嘉、瑞安兩邑的萬畝耕地全賴此埭灌溉，邑民葉品金籌資二萬余兩，其叔父葉冠瀛、葉箐莪鼎力相助，眾鄉親合力重修大埭，此舉惠及后人。

    龍灣河網較闊，當地吳姓大戶置義渡兩只，便于老百姓往來搭乘，后來因為年久，義渡船損壞無法使用。當地一些船戶趁機霸占碼頭，勒索往來百姓，以致經常發生超重致使船翻人亡的事件，民怨沸騰。清道光十年（1830年），年老長者向永嘉縣府反映，知縣劉邦彥召集當地鄉紳公議，大家紛紛出資，恢復義渡，方便百姓，為了杜絕后患，特立《義渡碑》告誡鄉民揚善懲惡。

    溫州又稱“七山二水一分平”，山區老百姓外出要翻山越嶺，山道崎嶇，明代舊志稱“溪河各鄉，民無病涉，皆好義者為之。或獨建，或眾建，修復創始之功不可沒也”。永嘉溪口，位于楠溪江上游，東有虎山盤踞，南有蒼峰聳立，因年久山道失修，草長道沒，過往的樵夫山客、客旅行商哀嘆步履艱難。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邑民劉文統堂房兄弟四人倡議重修古道，當地的富戶，以及原籍溪口的商賈紛紛解囊相助，最后助成善事，刻《蒼峰嶺路碑》表彰。

    對于這些善舉，明清官府往往樹碑送匾表彰，樹立行善者的良好形象，達到揚善懲惡的社會作用。

    荒年賑災建設義倉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溫州是個臺風旱災等自然災害較多的地區，即使在明清太平盛世時，政府也是“耕九余三”，以防患于未然。所謂義倉，就是當地的紳士及有錢人出粟麥儲備，以防兇年。

    清咸豐年間，市區有永余倉、社倉、廣豐三倉、縣義倉等9所。為避開旱澇災害，在官吏和地方紳士的倡導下，最鼎盛時期僅城區各類義倉多達14座，如建于清咸豐四年（1854年）的“米業義倉”就是市區各米業捐建的，建倉21間，每間儲糧500石。鄉紳們還選出董事、經理、出納等予以管理。

    清代同治年間的“新舊社倉”規模最為龐大，它是西溪巡檢翟志叡與地方紳士一起捐辦的，老社倉共5間，設立在府前街，后又增加新社倉7間，各都均設分倉，加上鄉十六都社倉4間，十七都社倉6間，總數量達上百間，共儲谷物二萬余石。

    明清兩代政府重修文廟、府學、縣學及各類廟宇，集中推行社會教化，崇尚文明，勸人為善，鼓勵民間紳士出糧賑災。官府往往用“義民”、“義門”等匾額使行善者獲得榮譽，或授予“義官”、“散官”等虛銜，或減免徭役，從而讓行善者成為老百姓敬仰的對象。

    養老育孤慈愛天下

    溫州養老育孤的歷史悠久，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就在來福門外設立養濟院。市區的育嬰堂建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設在溫州市區惠民橋附近，為撫養被遺棄嬰兒所設。它是由知府金洪銓首先捐俸祿，鄉紳梁春、蔡宏勛、邵世錄等勸捐得銀2412兩，擇地建房99間，同治十二年又增加50間，為溫州規模最大的育嬰救濟場所。并且創建牛乳哺嬰章程，故存活者眾。

    至清乾隆年間后，溫州所屬四縣（永嘉、平陽、瑞安、樂清）均設立育嬰堂或救嬰局。據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永嘉育嬰堂碑記載：由于育嬰堂建筑已88年，屋漏墻塌，頹敗不堪，知府劉煜準備予以重修，恢復舊規。平陽籍貢生楊德音聞知此事，馬上捐出400畝良田以充公用，又定下每年交租谷錢四百八十千文以助育嬰堂食用之需，并且將田畝、歲租、糧額清冊存府。知府劉煜書“繼善保嬰”匾額，以彰顯他的善事。清光緒元年（1875年）還創建了恤嫠局，太守鄒溥仿照省城清節堂條規，酌量變通分別給寡婦、年邁的婦女以每月資助生活費。

    救濟貧困助學寒士

    我們今天在《溫州文獻叢書歷代碑刻集》中看到的材料，里面設計的有關祠堂、私塾、書院、公學、義塾、學堂大多是地方紳士捐款，如：平陽的社學，原址是系明代刑科給事中鮑輝家的私塾，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其后裔鮑王輔捐出改為義塾，以幫助貧苦子弟就學。

    如建于清宣統三年（1911年）的楠溪學堂，共32人捐了1000余大洋，最多的600塊，最少的2塊，還有一人捐獻了27塊玻璃。

    清嘉慶九年（1804年），邑人陳遇春集捐資2800兩銀子，存典生息為資助貧困學子鄉會試路費，故名之“文成會”、光緒初年創辦“武成會”以及“永場梯云會”、“南鄉文成會”，都給貧困的學子帶來莫大的好處。

    籌建醫院救死扶傷

    清末以來，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溫州的醫療行善開始從個體行為逐漸走向集體行善。過去大多是一個名醫在家以行醫來行善，救治貧困百姓。到了清末，開辦醫院成了當時的慈善事業的一項重要內容，清咸豐五年（1855年）舉人陳虬等人創辦溫州首家具有一定規模的中醫醫院“利濟醫院”，其醫院的院章就有“減潤應診，以其廣道便民”。

    清光緒五年（1879年）署同知郭鐘岳倡議設立惠民藥局，于每年3月15日至9月15日，設局3所，在城中府城隍廟、城西北的三港廟、城外大南門天后宮，各延醫生邑人到局施診。如果就醫者確系赤貧，醫生在處方上蓋印，患者可持方免費取藥。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基督教會創辦的白累德醫院將溫州醫療慈善事業推向一個新高峰。醫院分初診、復診、急診、免費四種，免費項目是針對窮人而設立，后來由溫州工商界聯合創辦的“普安施醫施藥局”更是以“專以施醫施藥救濟貧病者”為宗旨。

    善行風氣遍布民間

    溫州自古以來民風淳樸，百姓勤勞善良，富有同情心；善經商、講實惠的優良傳統可謂遠近聞名。溫州人正直勇敢，能忍辱負重，性格上大開大合，奇正相倚，民間素有仗義疏財，救人于解懸之急的優良傳統。溫州人講義氣，重感情，更重民族大義。溫州人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社會意識、文化心理結構，具有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征象。地域文化造就了溫州人，也使溫州人在中國成了特殊的群體。

    溫州歷史上就有優秀的傳統文化教育以及地方文化的潛移默化，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溫州百姓樂善好施的民間習俗和鄰里相互幫襯成了傳統。修橋補路，造亭為民避風雨等積德行善，在人們中口口相傳。每逢夏季遍布山野平原的伏茶點、放痧點及冬季的施粥點就是草根行善的集中體現。到如今遍布溫州的大街小巷，展示出深厚的群眾基礎和強大的生命力。如伏茶點現象就是一種善行的積累和心靈的凈化。“溫州好人，善行天下”之一善行已成為溫州新的風景線，也成了世人關注溫州的亮點。

    （據《溫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