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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的江蘇南通市,一群年輕的紅衛兵打著清算“四舊”之名,砸開了張謇墓穴。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陪葬品僅是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折扇和一對金屬小盒,分別裝著一只盡根牙,一束胎發。憤恨之余,紅衛兵把張謇的尸骨“羞辱”一番后揚長而去。 在今日之中國,張謇早已成為很多年輕人都感到陌生的名字。然而在中國近代史上,他卻是一位叱咤風云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慈善家,被人們譽為“近代實業救國之父”。而這一切,因為他的狀元身份,更蒙上了一層傳奇色彩。 大德曰生 張謇是1894年的狀元,這一年他已42歲,這距他1868年考中秀才已過去了26年之久,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正如他在當天日記中寫的:“棲門海鳥,本無鐘鼓之心,伏櫪轅駒,久倦風塵之想。”沒了“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興奮。 1895年4月,守制在家的張謇得到了《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為此,他夙夜難眠,慨嘆“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物失無論矣”。而條約中“外國人可以在中國設廠”的規定尤其刺激了他。 這年夏天,張謇在為兩江總督張之洞起草的《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提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于工”。其實,在調任湖廣總督前,張之洞曾授意張謇在南通籌辦一個紗廠,張謇一直躊躇未決。畢竟,對于起自農家的張謇而言,辦廠完全是個完全陌生的領域。 不過,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產生過“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的想法,并在家鄉提倡過蠶桑,還試制過高粱燒(頤生酒廠的前奏)。甲午戰爭的失敗,只是進一步加強了他實業和教育報國的念頭而已。 這之后,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一次會晤更明確了他實業救國的目標,李曰:“言中國非不能普及教育、公共衛生、大興實業、推廣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發達。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躋一等國;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為三等國。” 思前想后,張謇接受了張之洞的委派,出任“總理通海一帶商務”。他在上海、南通、海門奔走幾個月,聯絡一些布商、花布商和買辦,一起集股辦廠,并最終選址唐家閘,開始創辦大生紗廠。 取名大生,是根據《周易·系辭》中的“天地之”而定,以示為人民解決生計的理想。很多年后,他對大生二廠經理劉厚生解釋過“大生”的含義。 大生廠從籌辦到開車(1895年~1899年)歷時五年。對辦廠歷程之曲折、艱難,張謇曾感慨說是“千磨百折、忍侮蒙譏”。且“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筆凋,晝慚而夜觍者,不知凡幾”。他形容當時困境猶如:“躋危涉險之人,攀虎豹而踞虬龍,稍一錯趾,瞬睛皆有齏粉之勢。” 大生紗廠投產后獲得很大成功,出現產銷兩旺的良好局面。以后的20多年,張謇嘔心瀝血,披荊斬棘,營造了一個“以工業為中心,以農業為基礎,工農商相結合”的協調發展的實業基地大生集團。時人評述清末民初的中國實業有“南張北周之說。南張,指南方張謇;北周,指北方周學熙。史學家胡適評論張謇說:“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30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于全國。” 其后,張謇以大生紗廠為依托,又相繼開辦了面粉廠、油廠、皂廠、酒廠、房地產公司等20多個企業,迅速成為20世紀初期屈指可數的大型企業集團。張謇本人也以驕人成績當之無愧地進入新興資產階級的行列,并獲得了“狀元實業家”的美譽。 興辦教育 然而實際上,創辦實業不過是張謇獲取資金的途徑,他真正醉心的是教育、慈善事業的振興。其實,在為張之洞起草的《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中,張謇即提出要“廣開學堂”。張謇認為,實業需要人才,人才出于學校。因此在大生紗廠盈利后,張謇首先想到的是發展教育。他認為,“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欲雪國恥而不講求學問則無資,欲求學問而不求普及國民之教育,則無與,欲教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 張謇辦教育,以師范教育為先導,以小學教育為基礎,同時充分重視職業教育和其他教育。從培養師資的師范入手,自幼稚園、初小、高小、中學、專科到本科,形成了完備的近代教育體系。 1903年,張謇在南通創辦了我國第一所私立師范學校——通州師范學校。之后又成立了南通女子師范學校。此后,在張謇的推動、影響下,南通掀起了一個興辦小學校的熱潮。至1922年,全縣公立、私立小學共達347所,在校學生15526人。1914年間,南通還成立了3所幼稚園。幼稚園、小學、師范學校相互配套的初等教育體系,為南通實施“開民智”方案奠定了基礎。 在興辦一系列初、高等小學校的基礎上,配合興實業之所需,張謇還大辦各種職業教育。他先后興辦了大生紗廠職工專科學校、紡織專科學校、鐵路學校、吳淞商船學校等,為東南沿海地區的實業培養了各種有用人才。1920年,他又將紡織、醫學、農學3個專科學校合并為綜合性的南通大學。 創辦教育的資金,除少量官府財政資助外,絕大部分要靠張謇自籌。其中少量的社會集資,也有部分是張謇慷慨解囊,更大部分則來源于所辦實業大生紗廠的分紅利潤。可以說,張謇興實業助教育的想法已得到部分實現。 1920年6月,美國哲學家、教育學家、心理學家、政治家杜威應邀到南通參觀講學,南通的教育事業給杜威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杜威說:“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惟賴慈善 除了教育,張謇更為傾心的是慈善事業,他說:“竊謇以國家之強,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實業教育,而彌縫其不及時,惟賴慈善。”張謇把慈善事業看做其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理想的重要補充。 于是,張謇傾盡財力心血,舉辦了許多慈善公益事業,內容包括育嬰院、養老院、義園、貧民工場、濟良所、殘廢院、棲流所等諸多方面,覆蓋當地社會貧困階層,形成近代較為完善的地方慈善體系。 張謇早年的慈善活動主要是舉辦義莊、社倉的傳統賑濟方式。在1903年考察日本后,隨著地方自治的思想形成,張謇開始創辦具有近代形式的慈善事業,在筆者看來,這些慈善事業可以大致分為三類。 其一,張謇對南通傳統慈善機構進行的改造,包括育嬰堂、義園、棲流所。這些傳統慈善機構或年久失修,或管理不善,張謇在繼承其前制的基礎上,一方面或搬遷新地,或增建房舍,一方面加強管理,合理規劃,使它們重新恢復功用。 第二類慈善機構,是張謇大量借鑒國外經驗而創辦的近代意義上的慈善機構,包括養老院、貧民工場、濟良所、殘廢院、聾啞學校等。比如,1913年,張謇就將他在60歲壽辰時親戚朋友的賀禮饋贈拿出來,在南通城南建造了一所養老院,以收容無依無靠的孤寡老人。正是這些機構的創立,標志著南通慈善事業由傳統向近代的轉型。 第三類是服務特殊對象的慈善機構,如殘廢院、盲啞學校等。比如,鑒于盲啞兒童不能接受教育,不能自立的狀況,張謇于1916年在狼山北麓開辦了“狼山盲啞學校”,設盲、啞兩科,以“培養盲啞師資,造就盲啞使其有獨立自存之能力”為宗旨。 興辦慈善事業需要大筆資金,張謇除將其每年盈利撥出相當部分作為慈善專項基金,還在百忙之中,賣字籌資。育嬰堂、殘廢院、盲啞學校等機構的運作資金中,有很多一部分就來自張謇鬻字而來的籌資。此外,張謇還利用自身影響力,號召政府撥款資助慈善事業。同時,他還注意慈善機構改革,教養結合,讓弱勢群體自力更生、豐衣足食。 張謇創辦慈善事業,不是單純進行慈善活動,而是將慈善事業納入整個改良社會的系統工程中,認為其擁有深遠的社會意義。他曾對其子張孝若說:“慈善雖與實業、教育有別,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成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兒需記之。” 對于張謇,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曾有評價:“中國5000年以來一直都有一個道德上的慈善概念,就是說為富要仁,要義和利并舉。但是張謇做的事情其實不是這個層次的,他做的是公益,所謂公益就是說對所有人,不論窮人富人都有幫助。” ■ 燕客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