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過一篇報道，當中很多人因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不安全產品感染了艾滋病毒。他們一直沒有得到賠償，但是從2014年開始卻得到了中國紅十字會的救助，而且給紅十字會這筆救助金的正是造成他們感染的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原本應該是賠償，但是通過紅十字會就變成了慈善捐助，我認為這是很不合理，所以寫了一篇報道。

    在整件事過程中，我覺得紅十字總會也非常被動，而且跟這件事本身沒有什么關聯，是地方紅十字會負責發放這筆所謂的“善款”，而且在發放善款的過程中有一些地方紅十字會還提留了工作經費。基金會可以進行工作經費的提留，但是這筆善款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就非常值得商榷了。

    我想通過這篇報道說明在這樣官民不分的慈善體制下，紅十字會其實也是受害者，但我最終的稿子里面沒有寫到很多細節，因為我嘗試采訪紅會去確認，可能個人溝通能力有限，最終沒有成功采訪。我想呈現出雙方觀點，不想因為無法溝通而有失偏頗。

    在安平基金的資助下，今年我去了肯尼亞。去非洲之前，我從來不知道象牙問題讓我們中國人在那里如此難堪、如此狼狽。一位肯尼亞姑娘告訴我，她來中國之前，曾憤怒地以為，可以在大街小巷看到每個中國人戴著象牙項鏈和戒指。但是她到了中國以后感到震驚：“這是國際媒體報道中的最大象牙消費國，但是我看不到一個中國人戴象牙制品?！逼鋵?，這就是巨大的信息鴻溝，我們不了解他們，他們也不了解真正的中國。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國內基金會做大象保護這方面的倡導工作，可能有的人說，我們自己還有那么多工作做，為什么關注非洲項目。但是我想說，我們不去關注，他們就會關注我們，而且不排除誤解和負面情緒。

    在貧民窟，我們看到他們的教室里沒有燈，他們教室的亮度取決于他們教室破敗的程度，沒有漏洞的教室就是一片黑暗。這樣的環境，即使在中國也很少見了。我不知道那些曾對中非希望工程充滿非議的網友們，看到這樣的圖片以后還會不會憤怒地說，我們不應該幫助非洲的孩子。

    所以，我，我可以溝通，因為我不想被認為是一個冷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