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北京，中國美術館。

    北京當代藝術基金會理事長崔嶠和她的來自中外藝術基金會的朋友們匯聚在一起，共同探討“藝術公益與藝術資助”。

    藝術類基金會和傳統以扶貧濟困為主旨的基金會有何區別？他們在做什么，又面臨著怎樣的困惑與發展機遇？在這場2015中國文化藝術基金會峰會上，藝術類基金會的從業者們正嘗試從無序混亂走向規范與尋求認同。

    129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中國的文化藝術類基金會究竟有多少？129家——基金會中心網總裁程剛給出了這一數字，這其中“從事跟藝術相關的基金會還有數10家，跟文化相關的就會更多一些”。

    從發起方來看，有政府部門發起的，也有民間發起的，也有藝術家名人發起的，也有名人后代發起的。從地域來看，北京最多，達到45家。

    從時間上看，2014年藝術類基金會進入到快速發展的階段，2013年、2014年這兩年之內大概出現了五六十家各類文化藝術類的基金會。

    對此，程剛表示，這是一種社會文明、社會進步的表現，它是推動藝術本身發展的助推器。

    “我們為什么要做文化藝術？因為大眾的福利除了生存的需求以外，很重要的一點是精神的需求。”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繆力強調。

    “人在滿足了物質需求以外，大家也都在關注精神領域的需求。”剛剛成立一年多的新世紀當代藝術基金會的執行理事長楠楠也持類似的看法。

    “人的充分的、均衡的發展應該包括身心、知識、道德、審美能力的發展，而現在的發展觀是急功近利，特別強化知識和技能，但是在道德、審美、價值、身心各個方面非常欠缺。”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楊瀾在2014年底發起成立了北京陽光未來藝術教育基金會。

    作為峰會發起方，崔嶠則強調：“我們的工作是建立在對大眾生活基礎的理解上，就怎么豐富大家的生活內容，實實在在地去用藝術、文化來豐富生活這個出發點進行了一些思考和實踐。”

    藝術服務大眾

    不斷涌現的藝術基金會究竟在干什么呢？從服務對象來看，呈現出大眾化和精英化的兩級分化。

    所謂大眾化，著重關注的是藝術愉悅、教育大眾的功能，例如孩子的藝術教育、文化藝術走進大眾、文化藝術扶貧濟困等。

    在這方面，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十分典型。據繆力介紹，基金會近幾年開展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兩岸交流、走進校園活動，文化藝術走出國門的交流活動，扶助農村學生的藝術教育，資助群眾文化藝術公益活動等項目。

    “我們感覺到文化藝術對于推動公益慈善事業發展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公益基金能為文藝實踐提供沃土良田。”繆力強調。

    北京陽光未來藝術教育基金會對孩子開展的藝術教育則是另一種典型。“我們最開始的口號就是‘讓藝術成為孩子終身的朋友’，我們聚焦的人群是缺少機會的青少年。”楊瀾表示。

    據她介紹，基金會搭建了一個公益平臺，在這個平臺上鏈接著打工子弟學校學生、老師、家庭、藝術志愿者。目前，基金會的藝術教育已經覆蓋了北京的19所打工子弟學校，建設了9個少年藝術團。

    此外，2015年基金會還將通過和全國福利院系統的合作，讓福利院里更加弱勢的、更加沒有機會接觸到藝術教育的孩子們，能夠通過藝術教育感受到一種更加完整的人的發展，同時能夠起到一種心靈的治療和溝通的功能。

    資助藝術機構與藝術人

    與開展大眾藝術服務不同，精英化取向的藝術基金會更關注藝術行業的發展，他們的資助對象主要是藝術機構和藝術人。

    成立于北京的新世紀當代藝術基金會關注的領域就僅限于當代藝術。成立一年來，基金會舉辦了介紹年輕藝術家的新藝見講座，支持了由藝術策展人發起的非營利藝術機構，資助并與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外灘美術館合作，支持藝術家創作出版，此外還為藝術家出國參展提供費用。

    何寶容是香港K11藝術基金會的理事，據她介紹，她所在的基金會則是致力于提供一個本地和國際性的平臺，給中國當代的藝術家，可以把他們的作品推到全球，影響他們的發展，為此他們跟其他的博物館和藝術機構在2014年合作了一系列展覽活動。

    舉辦論壇，資助開展藝術研究也是藝術基金會的關注重點。

    已經成立25年的吳作人國際美術基金會就在這一領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據基金會秘書長吳寧介紹，資助藝術活動、資助展覽、資助出版是基金會的主要工作方向。

    目前，基金會已經收集整理了吳作人、徐悲鴻、蕭淑芳檔案，初步編輯了他們的年譜，每年還舉辦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

    基金會還申辦了藝術史界的奧運會世界藝術史大會，為了2016年大會順利在北京展開，基金會開展了大量籌備工作。“我們實際上是希望能夠借大會之際，促進整個中國藝術史界水平的整體提高，尤其是培養年輕的藝術史專家。”吳寧強調。

    兼顧大眾化與精英化

    大眾化與精英化是兩個不同的方向，但這兩者并不絕對矛盾，兼顧兩者的基金會同樣存在。

    由故宮和企業家共同合作成立的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2010年成立。據基金會發起人之一萬捷介紹，其工作既有包括博物館之間的國際交流、資助故宮學研究、成立故宮學院進行博物館文物、考古研究與培訓等十分專業化的項目，也有為孩子圓故宮夢、以故宮圖文為堅持建設電子圖書館進行中國傳統文化系統教育的普及型項目。

    北京當代藝術基金會同樣如此，其服務的是非常多樣化的人群。基金會要搭建的是一個跟都市文化相關的文化智庫。“一塊是藝術智趣的生活，一部分是大眾文化教育，還有一部分是都市智庫研究項目。”崔嶠強調。

    2015年，在專業資助方面，基金會要在歐洲做兩個當代藝術展，籌備北京人文藝術中心；在服務大眾方面，則會啟動中國設計公益聯盟，為設計師做公益提供接口，針對青少年的有國際藝術游學項目，幫助云南獨龍族婦女建立社會企業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發展與保護計劃也會啟動。

    發展中的那些問題

    無論是服務大眾還是服務藝術機構，藝術類基金會都不可避免地與藝術打交道，在基金會中無疑具有特殊性。而正是這一特殊性，使藝術基金會在發展中面臨著一般基金會未曾遇到的問題。

    首先，是籌款不易。“文化藝術是非常重要，但是它不緊急。”這是楊瀾聽到的政協委員的反應，“這個事對大家沒有感情的沖擊力。”“事實上就是給你公募資格，你可能也募不來錢，就是因為大眾對于慈善的理解、對于公益的理解還停留在傳統水平上，他會認同救災、濟貧、對孤兒、對老年人這些方面。”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金錦萍強調。

    其次，稅收問題難解。作為政協委員，萬捷就一直在思考藝術基金會“關于捐贈方面怎么樣和其他的公益項目享有同等的免稅資格。”

    再次，人才難得。“我們做基金會過程中發現很多人不具備專業知識，具備美術史知識的人不具備企業管理知識，具備企業管理知識市場經驗的人又不具備美術史的知識，只有把這幾方面綜合了解清楚才能知道基金會要怎么發展、怎么走。”楠楠強調。楊瀾還指出，特別需要有項目經營能力的人才，非營利組織雖然目的不是為了利潤，但同樣要考慮資源的性價比和效益的問題。

    第四，資助誰，怎樣資助。楠楠表示：“資助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資助對象是不是需要你這方面的資助；第二，你這個資助是不是一個有效的資助，你資助的事情是不是有未來長遠發展的基礎，而不是說我支持了一個已經快要死亡的東西，那樣是沒有意義的，這種錢就是浪費。”如何判斷便成為難題。

    第五，資產如何管理。從入口來說，非貨幣捐贈占到藝術類基金會接受捐贈的很大比例。“在流轉稅和所得稅環節它都是沒有免稅政策的。”金錦萍指出。此外，資產如何核算、變現，每年公益支出的硬性要求，如何回報藝術家的捐贈都是問題。從出口來說，資助藝術家個人的發票等財務問題，資助后產生的藝術產品如何處理，知識產權如何保護，基金會是否可以投資藝術品等等都是問題。

    借鑒國際經驗

    相較于中國的藝術基金會，發達國家的藝術基金會無疑具有更悠久的歷史和更多的經驗可以借鑒。

    在資金來源方面，政府的資金是一個重要來源，但政府并不因此干預機構的運營。

    日本國際文化交流基金從1972年由政府所設，財政來源于政府出資。組織運營工作開展不受政府干預。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主任吉川竹二對此強調：“組織運營工作開展不受政府干預。”

    英國文化教育處程志宏則介紹該機構去年的全年營業額大概是7億英鎊，但是這里只有不高于25%的資金是來自于英國外交部，其余都是來自于英國文化教育處和全世界公營、私營機構的合作。

    在判斷資助誰的問題上，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文化與傳媒管理學院院長克勞斯·斯本哈爾教授表示：“我們不會再等待別人來提申請，我們要設定自己的議程，所以我們會主動去決定我們想要做什么樣的項目，我們想要做什么樣的事情，要根據我們的戰略定位，來設定我們的戰略，到底我們今后要做什么樣的事情。所以，這個很大程度上就跟基金會的專業程度相關了。”

    ■ 本報記者 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