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茜·貝瑞（Nancy Barry）曾被美國《福布斯》雜志評為 “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之一。她畢業于美國斯坦福大學，曾經在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官員期間，開創了世界銀行在中國項目，在擔任世界婦女銀行主席期間，致力于通過小額信貸、微金融服務等方式，幫助婦女改變生活。

    現在，南茜希望通過與大公司、企業家及商學院合作，發展為低收入人群服務的產品和商業模式，推行商業扶貧的理念和實踐。

    “中國現在已經到了一個節點，這個節點意味著我們仍然有貧窮，但是正在有越來越多的人擺脫貧窮。中國已經開始成為世界的領袖國家之一，那就需要我們有不同的一套技能讓中國在未來繼續地發展。”南茜說道。她認為，這套神奇的技能，有別于傳統意義上的追求效率、追求經濟增長，而是一種借鑒商業和金融的模式去解決貧困問題、實現社會價值的公益路徑。

    “其實我在這方面已經有了40年的經驗，這40年來我一直都在尋求商業企業的一種模式去解決慈善的問題、解決貧困的問題，也跟超過了150家大型銀行和企業一起合作，嘗試通過企業的手法扶貧。所以現在想把很多體會分享出來。”南茜說。

    《公益時報》：你怎樣定義社會企業？

    南茜·貝瑞：要去對社會企業有一個寬泛的理解，而不應該把它規定為一個狹義概念。當你提到一個社會企業的時候會想到什么呢？你可能想到一個剛剛創業的小企業，關注的可能是替代性能源、綠色環保產品等等，這是我們通常定式思維對于社會企業的理解。但是在過去的這些年中，社會企業的定義已經大大擴展了，我覺得凡是能以商業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的都是社會企業，不論你關注的領域什么，不論你的運營模式是否是商業的。

    《公益時報》：人們在做社會企業時最容易碰到的困難是什么？

    南茜·貝瑞：一些社會企業總是卡在傳統模式和固化思維中出不來，比如有些人會問，我做社會企業是不是應該只專注一個項目或產品？是不是不能探討更多商業可能？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是印度的一家做新能源的社會企業，它通過太陽能電池的利用在每個家庭中推廣綠色能源的使用。其實它的創始人一開始拿到的貸款是100萬美元，但是它的資金卻在運作幾年之后仍然存在現金流困難，并不是資金匱乏限制了它的發展，更核心的問題在于它的管理，它只關注單一的一種業務模式，沒有去投資多元化項目，所以它沒有足夠的動能來保證它的社會企業能夠可持續性地去擴展。

    很多社會企業并沒有真正地把它的產品或理念轉換成一種成功的商業運作模式，這里重要的原因并不見得一定是資金的問題，而是缺乏足夠的管理知識、分銷渠道和商業思維。

    《公益時報》：令你印象深刻的社會企業是什么樣的，能否跟我們分享幾個案例？

    南茜·貝瑞：比如印度最大的灌溉系統公司JAINS，它也是世界第二大的灌溉公司。JAINS的創始人在農村里面長大，他上大學后問他的母親以后該做什么，他媽媽說沒有人照顧印度的農民，也沒有人關注節水的問題，你花時間解決這兩個問題好不好？他聽了母親的建議開辦了JAINS灌溉公司，現在是一個數十億市值的公司。

    他重新定義了灌溉方式，非常廉價，也更適用于小農戶，比如1公頃的地也可以適用的灌溉系統。JAINS除了關注灌溉，業務范圍非常廣泛，能源、材料，甚至在香蕉、芒果和各種纖維作物行業也做出了重大改善。他的使命和價值觀中有一個非常棒的共享價值主張，就是不斷地考慮怎么樣給小農戶增加收益，這個初衷從開始到現在都沒有動搖或放棄。

    《公益時報》：在中國有沒有你很欣賞的社會企業呢？

    南茜·貝瑞：在中國，我最喜歡三個社會企業，阿里巴巴、新東方和宜信。大家看到它們是出色的企業，也許看不到它們的社會價值。

    比如阿里巴巴通過淘寶這個平臺給超過500萬的中小企業提供了一個渠道，讓它們通過這樣的一個渠道去盈利、去生存，現在它也可以提供很好的融資、借貸服務，使得這些中小企業能夠發展。再比如宜信宜農貸，就是對小微貸款的一種創新模式，并且仍然在探索新方式。

    《公益時報》：你覺得美國社會企業發展的大環境和中國有那些差異？

    南茜·貝瑞：美國一直都有稅收等政策來鼓勵慈善事業發展，但是稅收優惠只是一個激勵因素，政策只是催化劑，它并不是根基。慈善事業發展的根基是在美國文化當中，分享文化植入了人們的血液。在美國大家都有這種意識，就是我可以讓社會更美好。這也是過去有成百上千萬的人加入到扶貧濟困、反對戰爭、環保教育等慈善活動當中的重要原因。

    像我的父母、祖父母，當他們的經濟狀況比較好，不用去擔憂自己生存的時候，他們就會花時間和精力去回饋社會。所以我覺得，文化的根基加上物質的基礎，才給社會企業、非營利性組織建立起了一個很好的社會大環境，也使得我們的非營利組織在社會文化當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更多企業愿意放棄一些利潤去產生更大的社會價值。

    《公益時報》：現在你也在做自己的非營利組織，在行政成本這方面與中國有什么不同？

    南茜·貝瑞：我們在募款時候也會給自己募集一些資本金，一方面我們可以去投資，同時要支持我們自己的支出經費和成本。我們是一個資源導向型的組織，捐贈方會給我們提供一部分資金，叫做“你可以支配的錢”，就是他們不會去指揮或干涉我們怎么做。

    有一些捐助人給了錢，他就希望借你的手去做事情，在我們來看，既然我們收了你資助的錢，這個錢就由我們來組織、來管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就沒有辦法保證你這個組織本身要做的事情了。

    在美國有一些基金會或者捐助者，他們給你資金但是并不要求你把這筆錢捐出去，而是把這筆資金專門作為你的行政經費，希望你作為一個穩定的基金發展下去，這筆捐助就是為了保證你的組織發展下去。有了這樣一筆錢，那么再去面對資源的時候，你就可以充分自己做決定，而不是完全受到外界的操縱。

    《公益時報》：社會企業也好，非營利組織也好，它最終的影響力和價值體現在哪里？

    南茜·貝瑞：我們需要企業家、實干家共同打造起一個生態系統，影響更多人，讓更廣大的人群受益，最終推動政策更完善、社會更美好。比如世界婦女銀行，之所以它能源源不斷地做好社會價值投資或者對社會產生貢獻，是因為它建立起了一個針對女性的小額信貸系統，然后營造一個改變現狀的議題、一種包容性的金融。現在有2300萬的客戶納入到這個體系之中，那么這個金融體系就可以反過來影響政策制度。也就是說，通過世界婦女銀行構建起的金融體系影響了這么多的婦女、這么廣大的人群，社會的金融體系和政策制度不得不思考這股力量。

    我們也動員了70個不同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它們不止是投資具備社會價值的企業，它們也在創造一個共同的價值觀。我想中國也很有可能做出這樣的事業，可以是一種模式的，也可以是一種包容性的業務。

    《公益時報》：從你對中國的了解來看，未來社會企業的中堅力量來自哪里？

    南茜·貝瑞：我到了中國之后，看到中國有非常大的潛力可以給世界做出啟示，但與此同時，中國也可以向世界學習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基金會在努力看世界。我認為一定要想清楚我們的目標是什么，我們的目標是為了創新和社會年輕人的覺醒嗎？如果是這樣，那么創新和年輕一代將毫無疑問是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

    現在的很多商業計劃、社會企業家獲得種子基金，我們不妨讓這樣的基金更多、更開放、更具有全球視野。比如可以邀請一個中國年輕人，再邀請一個來自非洲的年輕人，讓這兩個人一起來做一個項目，看看他們的想法是不是可以互補、可以激發更多靈感。再比如由大學的基金會來支持學生做創業嘗試，像哈佛、麻省理工等一直都有大規模的社會價值投資。很多學生有自己的想法，但就是沒有機會和資金去真正以企業運作的方式來實踐，社會價值投資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給予一個渠道讓年輕人能夠發揮他們的創造性和想象力，這群年輕的創業者當中，可能只有5%能成為未來一代的馬云、俞敏洪，但這就夠了。

    人物檔案

    南茜·貝瑞（Nancy Barry），1975—1990年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官員；1990—2006年擔任世界婦女銀行主席；2006年創立“企業解決貧困”國際公益組織（ESP—Enterprise Solution to Poverty），并擔任主席，至今，ESP與中國、印度、巴西、哥倫比亞、肯尼亞、墨西哥六國進行小額信貸網點布設合作。

    ■ 本報記者 閆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