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由搜狐公益以及聯邦高登聯合舉辦的主題為“野生動植物保護，我們能做些什么？”的“綠行者”公益沙龍活動在京舉行。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前國際生物科學聯盟中國國家委員會主席汪松，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專家孟智斌，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副主任郭耕，亞洲動物基金北京辦公室主任方丹，聯邦高登營銷總監張志勇等參加了這場關于環保的討論。

    生物資源現狀堪憂 

    現在我國生物資源的開發現狀如何？這是公眾比較關注的問題。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副主任郭耕先生表示：“1989年出臺的《野生動物保護法》，我覺得有一些缺陷，比如保護宗旨叫積極馴養繁殖，合理開發利用。合理開發利用就沒邊沒沿了，所以對野生動物的開發，過度利用比比皆是。”

    亞洲動物基金北京辦公室主任方丹則表示：“我們一直不認為野生動植物是資源，在不認為這是資源的前提下，自然不存在任何開發的問題，這是我們動物基金的觀點。”

    對于圈養野生動物的問題，方丹提到了黑熊，他說：“我們就認為完全沒有必要，第一點是不安全，第二點是沒必要，沒必要是指可以被替代，第三點是因為它殘忍，所以它完全沒有產業化的必要。就像魚翅一樣，有很多的動物保護人士分析表示，魚翅重金屬超標，吃了有害，相信人們知道后就不愿意吃了。”

    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專家孟智斌先生還提及了森林的開發問題：“瀕危野生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中，動物只有5000種，絕大部分還是植物。其實植物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基礎，如果不把植物保護好，咱們就活不下去。熱帶雨林的開發采伐是個很大的問題，包括非洲、亞馬遜、東南亞的森林資源開發，砍得相當厲害。我們國家還好，認識到天然原始林不能開發，相對來說開發采伐得較少了。”

    法律是最直接的武器

    對于野生動植物保護來說，法律是最有力最直接的武器。我國法律對野生動植物的保護力度如何呢？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專家孟智斌認為，“《野生動物保護法》對于野生生物保護，包括動物、植物以及微生物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國還積極參與國際的瀕危野生物種公約、野生動物多樣性公約、物種多樣性公約等，并跟周邊國家簽署了保護協議，在野生動植物保護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但是，相對于一些發達國家來說，我國在這方面的法律還有待完善。聯邦高登營銷總監張志勇在沙龍上也指出：“關于野生動植物保護的法律法規，它的健全以及完善很大程度上還要靠民間組織的呼吁跟推動。”方丹也認為，要多通過人際傳播來宣傳呼吁，讓越來越多的人倡導這個事，特別是專業人士。

    對于該如何保護瀕危物種，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前國際生物科學聯盟中國國家委員會主席汪松提出了他的一些建議：“第一，就地保護，把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保護起來；第二，完善必要的飼養地管理設施；第三，有的物種在我國滅絕了，但國外還有的，我們要重新引回來。”

    做綠行者 不只是旅行者

    “綠行者”是聯邦高登踐行社會責任設立的活動，搜狐公益成為聯邦高登開展綠色公益活動的平臺伙伴。

    搜狐公益和聯邦高登于今年的4月和6月兩次到四川，分別探訪龍橋黑熊保護中心和鞍子河自然保護區。搜狐公益頻道的柳姍說：“這兩次探訪讓我們感觸很深。龍橋黑熊保護中心的黑熊，它們曾飽受抽取膽汁的痛苦，而今重拾自由。它們能否給予人類無限寬容，我們無從揣度，但我們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讓它們重歸自然之后有一個很好的生活環境。”

    “保護的關鍵不是把動物關起來，而是把人管起來。”郭耕表示：“我們要倡導觀鳥，反對關鳥。買動物放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你放生之后，商人又逮回來賣給你，這是對野生動物莫大的傷害。”（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