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小額信貸的概念始于哥倫比亞和美國非營利組織的微型金融公益探索，但至今鮮被提及。

    而不得不說的人物，就是有“小額信貸之父”之稱的穆罕穆德·尤努斯，他在孟加拉進行的公益實踐為小額信貸大規模進行扶貧改造提供了更多可復制的經驗，成立于1976年的孟加拉鄉村銀行，向貧窮的農村婦女提供擔保面額較小的貸款，如今在孟加拉國有2200個分店，職員近2萬人。

    20世紀90年代，小額信貸來到中國，不僅僅是一種手段，更重要的是小額信貸的扶貧模式被更多人寄予厚望。中國扶貧基金會執行會長何道峰認為，小額信貸是有普世意義的，“即針對窮人的、含有扶貧公益性質的金融信貸創新，另外，就是單筆貸款規模，按照國際公式不大于人均GDP的兩倍。”

    有數據顯示，貸款公司單筆貸款規模平均超過150萬元，信用社、農業銀行等小額信貸的平均單筆為30萬元，并且需要不同程度的信用抵押。相比商業的信貸模式，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有著自己的使命感：從幾千元到1萬、2萬元的額度，彌補銀行小微貸的不足，并將窮人從民間“高利貸”中拯救出來。

    而小額貸款作為一種扎根基層的普惠式金融，其自身的特性又不同于傳統金融，來源于民間自身的道德約束力、古老的信用機制，可能更加適用于民間，公益機構在其中對于重新塑造基層的信任和金融方式無疑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助推作用。

    20多年來，中國的公益人和實踐者們一直在尋找一個適于在中國生根成長的小額信貸模式，學術研究與政策推動也未停止過摸索。幾經發展、挫折、再出發，不少社會組織梳理總結出與自身與當地發展相適應的路徑。

    國際支持下的起步

    “小額信貸的發展在中國有不同的歷史階段。剛開始創立的小額信貸是以扶貧項目的形式出現的。”中國扶貧基金會專職副會長王行最對記者說。

    1993年小額信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從孟加拉鄉村銀行引入，此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中國經濟技術交流中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或雙邊機構陸續在中國開展小額信貸項目試點，由國內社會組織參與執行和管理。

    據不完全統計，到2001年，由國際機構捐助或國內社會組織開展的小額信貸項目覆蓋了全國200多個縣。

    在初始階段，不同的機構也試驗了當時國際上流行的幾種模式，但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一直是國內絕大多數項目青睞的模式。

    由于項目起步由國際機構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支持建立發展起來，試驗期的小額信貸也暴露出諸多問題。和所有項目一樣，小額信貸項目有既定的項目周期和目標，項目結束后，如果資金得不到保障項目也會隨即終止，除了國際資金外沒有實現資金的多渠道多元化，另外，彼時的項目執行與政府關系緊密、受行政干預較大，也沒有法律法規，一切還是摸著石頭過河。

    王行最表示，小額信貸項目數量在國內由興盛一時到現在銳減，說到底是由于產權不清晰，“以前中國的大多數小額信貸項目都發源于國際機構援助的項目，配套資金里有兩部分，一是中央政府的配套，另一部分是地方政府配套，民間機構在其中實際上是一個項目管理機構。按照常理肯定是誰出錢誰說了算，那么這個錢是誰的呢?誰都說不清楚。一旦產權不清晰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管理體制不順，絕大多數項目也是因此做不下去的”。

    轉型與獨立之路

    2002年以后，小額信貸項目數量在中國從興盛一時、遍地開花，到一路銳減。一方面政府通過扶貧貼息貸款由正規金融機構發放的小額扶貧貸款在全國范圍內大幅度減少或取消，另一方面，項目陸續到期，中國的小額信貸面臨著去留存亡的選擇。

    這樣的背景下，一部分項目小額信貸開始向機構小額信貸轉型，直接注冊為社會團體或民辦非企業單位來實現由項目型到機構型的過渡，并且總結經驗教訓后，將工作重點，轉向改善和提高小額信貸的管理、后續跟蹤服務以及風險控制能力，并且開始各自尋求多元化的資金來源。

    比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中國經濟技術交流中心的項目注冊為縣級的鄉村發展協會，中國扶貧基金會成立了專門的小額信貸部。但事實上，始終無法找到為小額信貸正名的合理身份。

    直到2008年，中國銀監會和人民銀行聯合發布了《關于小額信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雖然《意見》還未充分考慮中國小額信貸公益機構長期期待的合理合法化身份問題，但畢竟有了實質性前進，數家小額信貸公益機構利用機會，轉型為小額信貸公司。

    政策出臺后的不到四年，小貸公司或機構數量直線上升，截止到2012年3月，達到4878家，貸款余額增長到4447.25億元。快速發展的背后，無論從政策設計還是金融實踐上來看，小額信貸的概念和公益屬性也愈來愈模糊，競爭帶來的混亂不可避免。真正意義上為弱勢群體、低收入窮人服務的民間機構，若想站穩腳跟勢必艱難。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開”。

    2011年6月，作為中國P2P（個人對個人）小額扶貧貸款模式首倡者，“我開”選擇在網上運行了4年后與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合作成立“我開基金”，這家注冊于美國，卻一直致力于中國扶貧小額貸款的民間公益組織，從兩個人開始，一度在全球15個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累計發放1500筆小額貸款，幫助961位中國貧困農村申請者實現創業夢想，并實現了98%的還款率。但是卻在獲得公募資質不到一年時突然終結。時任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副秘書長的葛振江分析，募款困難只是一個結果，導致募款困難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人員、方式、項目可信度等。

    求解當下問題

    尤努斯曾在接受《公益時報》專訪時，針對中國的小額信貸公益機構如何實現自身造血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時，指出了中國與國際的最大差異。“中國目前小額信貸一直沒有比較顯著的增長，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大部分事情都是由NGO來進行的，NGO在提供貸款之前必須要找到資金，但往往他們這方面能力有限，這些發放小額信貸的機構只能提供貸款而沒有吸儲能力。拿孟加拉鄉村銀行來說，我們允許兩只腳走路，這就是為什么可以不斷擴大的關鍵所在。”尤努斯說，單只腳走路，就需要中國的NGO找到自己一套可行的、可復制的模式，并要把它推廣出去。

    不可否認，P2P網貸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借貸雙方的資金對接效率，彌補了傳統金融服務的不足，引導民間金融走向規范化。但作為一種新興金融業態，行業在發展過程中也一直面臨著各種挑戰。宜信公司總裁助理劉大偉就表示，產品與服務能力不足、成本較高、支付與征信體系等不發達以及風險管理與監管帶來的不確定性，是當前中國普惠金融面臨的現狀與挑戰。

    P2P網絡借貸的發展需要良好的征信環境以及信貸風險控制能力，由于P2P機構未接入央行征信系統，使這類機構無法像銀行一樣借助其了解借貸雙方的資信情況。此外，網貸平臺之間也沒有實現信息共享，借款人違約成本很低。2013年關閉的“齊放網”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王行最表示，中國扶貧基金會的資金發放需要農戶自愿結成貸款小組、五戶聯保，通過最傳統方式解決信用問題。同時，培養農戶的金融和技術能力，保障他具備還款可能。

    與其等待政策法規盡早完善健全，公益組織不如先從管理、IT技術、產品和服務能力建設等方面涵養自身，降低風險。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吳國寶對公益組織的建設提出了建議：小額信貸機構應選擇合適的發展目標和路徑，兼顧業務增長、提高機構盈利水平與服務中低收入人群的社會目標之間的關系，確立與目標相適應的治理結構，控制貸款風險。

    (數據來源于《小額信貸在中國》)

    公益時報記者 閆冰

    ★2012年3月

    政策出臺后的不到四年，小貸公司或機構數量直線上升，截止到2012年3月，達到4878家，貸款余額增長到4447.25億元

    ★2011年

    P2P形式的網絡信貸開始興起

    ★2008年

    銀監會發布《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隨后小額信貸公司在中國大規模發展。一些公益機構轉型公司化運作，如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小額信貸項目部該職位中和農信項目管理有限公司

    ★2004年

    新修訂《基金會管理條例》，允許基金會設立分支機構

    ★2002年

    大批項目到期轉型，多家機構轉型改制，小額信貸由項目向機構轉變

    ★20世紀

    90年代

    初期成長，國際機構支持下，國內公益組織開展小額信貸項目，數量一度達數百家之多

    ★1993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從孟加拉銀行引入小額信貸項目

    ★1981年

    聯合國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IFAD在內蒙古實施的“北方草原與畜牧發展項目”首先引入小額信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