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發布的《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4）》對2013年的總結中有民間化、問責化和專業化初見成效的結論。既然提出“問責化”的概念，也就意味著其性質或狀態初見成效，但是否如此呢，大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首先，誰問責。在過去一年中，如果非說成是“問責”的話，無非是社會對公益的質疑聲又大了一些，不然也就不存在成效一說了。一般來講，問責者一定是具有權利和義務者——有權利問責公益，也一定有義務踐行公益，否則權利義務就不一致了。踐行公益就是要秉承公義、公理、公德、公利、公心、公正等，反正得和“公”有關，否則和公益不沾邊兒。就算其有足夠的方法和渠道，但問的出發點、可靠性、目的性也需考證。如果把一切不同聲音、懷疑甚至是謾罵誹謗的內容都算作問責內容的話，是否和公益的距離遠了些？是否混淆了公益捐贈人、受益人、業務主管部門、注冊登記部門、獨立第三方審計部門、依據事實進行質詢的媒體公民等真正問責的界限呢？對“問責”者的動機、資格、內容、方式、影響、實效應該有一個理性、科學、公正的判定。

    第二，問誰責。問責制度的前提，是被問責者擁有清晰的權責，也就是法律法規明確規定的權利和義務。縱觀過去一年人聲鼎沸的對公益組織及個人的“問責”浪潮，可謂問責者舍身取義，被問責者氣壯山河。但紛爭陣陣，無一結果。原因是問責者問錯內容、找錯對象，被問責者主體不清、沒人擔責。細摳條文，被問責者可說成既沒違法又沒違規，處之坦然。即使按照高自律標準，被問責者也只需稍致歉意則已，無傷大雅。問的是誰模棱兩可，誰該被問一頭霧水。

    第三，責問誰。問責者界限、規則、指向不明確不科學，被問責者可以脫清，那公益之責問誰呀，“問責化”怎么見成效呀。

    先明責而后問。慈善法遲遲不出，公益法規七拼八湊，各地改革頻出，全國統改未見，名不正則言不順，法不立必責不清，責不明拿誰發問？先明問而后言。問者總該有問的依據，云山霧罩、道聽途說、狐疑揣測、信口開河，這和問責有關系嗎，能問出結果嗎？責必問其當，言必符其問。

    最后，問責化。問責化當然好，是公益發展的必經之路。但既不可操之過急、高興太早，也不要無病呻吟，為添新詞強說愁。在公益事業方興未艾之際，問責當須提倡，建設首當其沖。著急的不是誰該詰問誰該被問，而是大家一起發起建設之問，實踐公益之責，完善真正公益意義上的問責化，而不是雜亂無章的“問責化”。

    問責化有待共建，問責化路漫漫。

    資深公益從業者 崔子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