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為解決農村教育問題，各級政府大量招收了鄉村教師。而當下,在很多地方特別是中西部地區，鄉村教師雖然繼續為鄉鎮小學的教育工作服務,但其社會地位迅速下降，生活狀況堪憂：收入低、環境差、壓力大、負擔重，諸多問題時刻伴隨著他們，隨之而來的是極高的人才流失率，多數青年教師不再愿意從事鄉村小學的教育工作。

    “北京好大，只可惜時間太短，明天就回家了，我要把北京裝在心中帶回去給學生們分享。”李元斌說。

    5月26日一大早，李元斌在北京乘飛機回到了他工作了大半輩子的陜西省漢中市寧強縣二朗鎮中心小學。臨別北京前，他對記者說，之所以這次能夠來北京，主要是得益于鄉村教師這個身份。他得到了5月22日TCL公益基金會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共同主辦的首屆“TCL希望工程燭光獎”的邀請，作為全國選出的300位優秀鄉村教師，李元斌與其他26位前來北京參加頒獎典禮的代表一同站到了北京的表彰臺上。

    也就在這一天，一份旨在反映鄉村教師生活、工作、發展現狀的調研報告在北京正式發布，這份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與首都師范大學耗時一年調查完成的《中西部地區鄉村教師工作與生活調查研究報告》詳述了我國中西部地區鄉村教師現狀。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涂猛指出，目前中國的基礎教育在農村地區存在嚴重短板，鄉村教師群體面臨物質與精神雙重困境，基本福利待遇缺乏保障，“重物輕人，重生輕師”的現狀使他們長期缺乏關注，導致人才隊伍流失嚴重，急需政府、社會力量、媒體以及公眾攜手為改善鄉村教育貢獻力量。

    鄉村教育中的育人者

    內蒙古通遼科爾沁左翼中旗門達鎮巴格西嘎查小學的教師白海花是這次來北京接受表彰的27名鄉村教師中唯一一名代課教師，其他均為公辦教師。今年44歲的白海花已經代課有24年，現在的工資是每月600元余元，社會保險均沒有購買，而據白海花稱，在內蒙小學公辦教師工資每月平均在4000元左右。

    盡管白海花嘴上不說，但心里面還是有些不快。

    “每月當發工資這么幾天，我都選擇回避，教師這條路是自己選擇的，就別再讓自己不舒服了。”白海花說。

    即便這樣，白海花還是因教學成績突出被學校選派到縣里接受英語培訓，按照國家規定，小學三年級可以開設英語課程，白海花隨后承擔起了全校3至6年級的英語課程，也成了學校唯一的英語老師。

    “別的老師年紀大，讓其接受英語培訓效果可能不是太好，這是學校組織上的決定，讓我上，我就上唄。”白海花對記者表示。

    目前，白海花所在的學校共有13位教師，其中8位是代課教師，5位是公辦教師，且年齡都基本超齡。

    “今年7月份，學校將有3個公辦教師因超齡將退休，學校因偏遠補充老師較為困難，在今后我們代課教師的負擔將會更重。”白海花說。

    除了師資的年齡和薪酬外，職業晉升通道不暢也阻礙鄉村教師的發展。而像白海花這樣的代課教師不在教育體系內編制，根本就不可能享受到職業晉升的通道，對于這一點，白海花說：“自己想著終有一日，通過自身努力讓教育主管部門看到成績后能將我轉為公辦教師。”

    和白海花有過相似經歷的李元斌，曾經做了16年的鄉村代課教師。1990年李元斌成為寧強縣二朗鎮白果樹小學的代課教師，由于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教學和生活物質只能通過人背肩扛運送到學校，此時的這所學校只有李元斌和妻子何桂琴兩人，當地人都親切地將其稱為“夫妻學校”。

    直到2006年，白果樹村小因自然減員，當地政府將其并入二朗鎮中心校，這所遠近有名的“夫妻學校”才算完成使命，他和妻子何桂琴通過縣級教育招考成為了公辦教師。作為代課教師時，李云斌每月工資才115元，很多身邊人勸其出去打工，李云斌覺得自己走了村里的孩子也就耽誤了，一咬牙，李云斌堅持了16年。

    李云斌對于目前的生活還算滿意，女兒也已經上了高中，但曾經16年的代課生涯已經耗費了李云斌太多的青春，現在已步入中年的他職務晉升的空間并不太大。  

    年齡大、收入低、晉升難

    “透過詳實而鮮活的調查數據，我們發現中西部地區鄉村教師的總體特征為日趨邊緣化。”報告調研團隊負責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人口與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亓昕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

    調研團隊選取了西部“寧夏回族自治區海原縣”、“廣西壯族自治區融水縣”、“云南省會澤縣”、中部“湖北省五峰縣”為調查地域，采用填寫問卷和深入訪談的方式進行。報告公布數據顯示，在調研地區，鄉村教師正遭遇著整體年齡偏大、整體收入偏低、職業晉升受阻的發展現狀。

    按照鄉村教師年齡劃分，基本結論為鄉村教師年齡都偏大。其中，30歲以下的鄉村教師占17.5%，31~40歲占34.1%，41~50歲占32.8%，50~60歲占15.4%。根據經驗，如果以24歲作為本專科畢業的年份，大概可以推算，在近六七年以來，年輕教師的引進并不多。

    在調研地區，正式編制的教師和特崗教師家庭的年收入，以20000~40000元間為最多，分別為54%和51.1%，代課教師的家庭年收入要低一些，多半不足20000元。具體到不同地區，各地的差別很大，年平均收入最高的是云南省會澤縣，達到42267.37元，湖北省五峰縣次之，寧夏回族自治區海原縣又次之，廣西壯族自治區融水縣最低。

    通過收支對比，課題組發現，因收入低、社會保障不足，大部分的鄉村教師能夠維持收支平衡就已經不錯了。主要經濟壓力來源于家庭贍養、子女教育、健康醫療支出等。

    在調研地區調研團隊發現，當前小學教師的職稱評定多采取“分配指標”、“城鄉有別”、“評聘分開”等方式，中級和高級職稱的指標配額在鄉村學校極低，很多村完小、村小和教學點的教師中級職稱都難以解決。還有些地區，教師們要等到擁有高級職稱的老教師退休之后，才能有機會參評。甚至有的教師評上高級職稱之后，因為不能“得聘”，徒有漂亮的職稱，收入并沒有多大增加。

    在調研地區的鄉村教師擁有高級職稱的比例僅為0.7%，中級和初級職稱的教師分別為51.3%和41.5%，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代課教師被排斥在職稱評聘體系之外。

    向城市和縣城小學傾斜的職稱評定制度，限制了鄉村中青年教師的發展，關鍵是一線教師的付出得不到社會認可，他們的職業尊嚴受到了嚴重傷害。

    社會組織介入顯作用

    “改善教育財政管理體系、提高政府對鄉村教師的投入，是遏止鄉村教師邊緣化的根本保證。”報告得出結論。《報告》還同時指出，要改善鄉村小學教師的社會地位，需要政府、公益組織、媒體輿論、家長以及教師群體各方集體努力。

    報告認為，社會組織長期性介入在解決鄉村教師現狀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今后公益組織應當在繼續開展鄉村學校硬件建設的同時，應將主要精力逐步轉移到推進鄉村軟件建設方面的工作領域，比如：“師資補充”、“穩定隊伍”、“激勵機制”、“職業幸福”等。

    據了解，當前已經有一些公益組織正在積極介入到鄉村教育中，其中的作用正在逐漸顯現。民間力量正在逐步為鄉村教師隊伍現狀做出改變。

    深圳市TCL公益基金會是較早一批介入到鄉村教育當中的社會組織，這家由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在深圳投入1000萬元成立的非公募基金會，主要致力于基礎教育幫扶、重大災害救助、特殊群體關懷三大公益領域。

    2013年10月，深圳市TCL公益基金會聯合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啟動“TCL希望工程燭光獎”項目，項目計劃連續五年共投入2500萬元，用于表彰和鼓勵堅守在基礎教育一線的，愛崗敬業、嚴守師道的優秀鄉村教師。

    經過半年多努力，TCL公益基金會通過全國青基會、網絡、社會組織推薦等渠道評選出了300名優秀鄉村教師成為“TCL希望工程燭光獎”者，他們將每人獲獎1.2萬元人民幣，總計360萬元。從中評選出的十大“燭光榜樣”，更是首屆“TCL希望工程燭光獎”的杰出代表。除獎金獎勵以外，獲獎教師還將接受TCL集團奧鵬教育提供的為期三個月、共120學時的遠程培訓，相關課程根據項目及獲獎教師實際情況設計，著重提升教師的職業素養、教學技能，并提供心理健康輔導。

    涂猛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當前關注與教師有關的公益項目并不是太多，不過已有NGO組織開始做這方面的嘗試和努力了。中國青少年發展基會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設立‘希望工程園丁獎’，目的就是為了發掘更多鄉村優秀教師的事跡，此次通過基金會、網絡、NGO推薦，就是要通過多渠道傳播鄉村教師的事跡，讓公眾對其付出有所肯定。”

    中國下一代教育基金會專項基金的專項基金“紅燭基金”，年前的“千元溫暖行動”已經持續多年，在每年的歲末年初，“紅燭基金”的志愿者都奔赴各地偏遠山區為通過組織篩選出的鄉村代課教師發放每人1000元的補貼。旨在免費為中國鄉村教師提供知識和體驗的公益項目永元公益基金會‘鄉村教師培訓計劃’現已走過7個年頭，有超過800名云南、內蒙古等地鄉村教師通過這一計劃走進大都市，感受先進教育。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公益研究中心陶傳進教授表示，鄉村教師是教育鏈條上重要的一環，而鄉村教師隊伍卻面臨著“斷層”和“匱乏”的危險。面對農村教師職業吸引力低、教師人才資源單向流動的狀況，必須通過政策引導和社會各界力量的積極參與，才能真正改善鄉村教育現狀。

    公益時報記者 張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