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河北省石家莊市福利院2011年6月1日設立全國首個“嬰兒安全島”以來，河北、江蘇、陜西、貴州、福建、內蒙古、黑龍江、廣東等省份也開展了“嬰兒安全島”試點，截至2月，全國已有10個省份建立25個嬰兒安全島并投入使用，還有18個省區市正在積極籌建棄嬰島或棄嬰觀察救治中心。

    在這兩年多的時間里，關于“嬰兒安全島”爭論一直沒有停歇，公眾在唾棄監護人棄嬰違法的同時，也對政府部門推動“嬰兒安全島”建設的行為進行著討論。2014年3月16日，試點運行不到兩個月的廣州“嬰兒安全島”因為短時間內接收的棄嬰數量爆棚，被迫關閉，棄嬰問題又一次成為社會焦點。棄嬰眾多，原因何在？“嬰兒安全島”究竟能發揮多大作用？缺位的兒童大病救助何時不再缺位？

    棄嬰數量猛增

    “嬰兒安全島”被迫關閉

    2014年1月28日，作為廣東省“嬰兒安全島”試點之一，廣州市福利院門前設立的“嬰兒安全島”正式開始接收棄嬰。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截至3月16日，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棄嬰數量急劇增長，共收治棄嬰262名，其中男嬰148人，女嬰114人。這些棄嬰大多數患有疾病，其中腦癱、唐氏綜合癥、先天心臟病居前三位。當天廣州市民政局表示，目前接收數量已經遠超負荷，福利院疾病防控風險劇增，已經無法繼續開展接收工作，將關閉“嬰兒安全島”。

    廣州市福利院相關負責人表示，“嬰兒安全島”關閉后只接受警方送來的孩子，將有護工來看護安全島，希望家長不要再將嬰兒遺棄在此。

    這番表態與“嬰兒安全島”設立初期有著鮮明差別。

    2013年11月26日，廣州市社會福利院負責人在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時曾表示，從廣州的情況看，此前對于棄嬰的收治其實還是比較完善的，加上市民的意識比較強，都會第一時間報警處理等，所以并沒有出現棄嬰在大街上沒人管這類情況，棄嬰多發生在醫院、車站等公共場所居多。所以“嬰兒安全島”建成后，預計廣州棄嬰數量不會發生太大變化，主要是地點會發生轉移。

    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廣州“嬰兒安全島”就遭遇尷尬。

    遭遇這種尷尬的還有南京社會福利院，該院院長朱洪接受媒體采訪時同樣表示，從2013年12月10日南京“嬰兒安全島”啟動至今，不到90天的時間里，安全島接收了136名棄嬰，相當于往年一年接收孩子的數量，大部分都是1歲以下病童，這已經接近院方承受極限。如果接收棄嬰的數量超過負荷，未來也會考慮暫停試點。

    寬容看待“嬰兒安全島”試點

    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詹成付3月18日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    “廣州近日宣布暫停棄嬰島試點，不能解讀為廣州市不再管棄嬰的事了，應理解為廣州市會在前一段試點的基礎上總結經驗，發現問題，探索保障救助棄嬰的路徑。因為短時間內接收棄嬰數量已經超出福利院承受的極限，福利院需要時間對兒童床位、醫療護理、后勤保障等進行調整。對于新生事物，允許試點探索，就應當允許總結經驗，不能要求一開始就百分之百正確、百分之百完善。”

    詹成付補充道：“由于經濟和醫療水平較高，大中城市福利院收養棄嬰的壓力較大。廣州等人口聚集多的城市能夠率先試點設立棄嬰島，本身就需要很大勇氣。希望社會各界人士能更加寬容地看待棄嬰島的試點及后續改革，給改革者以鼓勵，以建設性的態度推動這一新生事物的成長，為保障嬰兒合法權益共謀良策。”

    針對棄嬰的行為，詹成付還表示，“雖然棄嬰行為是違法的，但被遺棄的嬰兒卻是無辜的。棄嬰島的設立就是救助無辜嬰兒的嘗試，與打擊棄嬰行為并行不悖，也不存在縱容棄嬰行為的意圖”。

    而在今年3月11日的兩會期間，對于“嬰兒安全島”是否應該設立，民政部部長李立國也表示：“首先，按照國際兒童公約、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社會組織制度優越性，設立‘嬰兒安全島’是體現了生命至上、兒童利益的最高原則，保證了棄嬰疾病救治、生命安全、合理監護；其次，‘嬰兒安全島’還是剛剛開始試驗階段，試驗過程中也有很多新問題出現，民政部正在及時跟進分析研判，這種分析還要經歷一段時間，才能設立出符合兒童利益原則的更好制度，目前對于‘嬰兒安全島’并不能貿然下結論。”

    深、莞、佛將繼續推進

    在廣州“嬰兒安全島”由于棄嬰數量猛增而不得不暫時關閉后，被列入廣東試點城市之一的深圳市并沒有因為廣州關閉而停止“嬰兒安全島”的建立，與深圳一樣暫未列入試點的東莞和佛山也表示將要推進。

    深圳市社會福利院負責此項工作的劉姓工作人員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深圳‘安全島’正按照試點計劃在積極有序推進，選擇將市福利院門口的一個治安崗亭改建成‘安全島’，但‘安全島’何時能建成開放并沒有時間表，廣州‘安全島’關閉的情況，深圳方面也將會學習有關經驗做好后續工作”。

    當問及深圳“嬰兒安全島”建成后是否會出現廣州這樣的情況，這位負責人表示，“目前，就這一問題下結論還為時尚早，深圳‘安全島’肯定要啟動起來，具體情況還要等待實踐后才能評價”。

    東莞市社會福利院院長胡淑娟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東莞不是‘安全島’的試點城市，當前并沒有開始建設，只是在考慮之中，更多停留在紙質研討層面，同時也要等待上級民政部門的安排”。

    盡管廣州“嬰兒安全島”已暫時關閉，胡淑娟也表示，“東莞還將赴廣州和其他試點城市學習經驗，盡早建立起‘嬰兒安全島’”。

    與深圳、東莞相比，佛山的態度就顯得有些謹慎。

    “目前，佛山并沒有建立‘嬰兒安全島’，遺棄嬰兒本身就違法，這個就應該從法律層面來給予相應的懲戒。”對于是否將要建立，佛山市社會福利院院長齊廣忠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法。

    值得注意的是，因接受嬰兒過多導致床位不足被迫關閉的廣州市社會福利院，現有床位為1000張，在廣東全省來說屬于最多的，正表示有意要開建的深圳和東莞福利院分別有床位200余張和250余張。

    應完善兒童大病救助和

    福利制度

    “嬰兒安全島”因收治棄嬰數量過多而關閉，在全國并不是普遍現象，但各地具有共性的是接收的棄嬰大部分都為病殘和先天性缺陷兒童。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各地設立的嬰兒安全島接收的棄嬰，99%是病殘兒童。這些重病、重殘兒童被遺棄主要與家庭無力承擔巨額醫療費用有關。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發布的《關于完善兒童大病救助和福利制度 減少社會棄嬰現象的建議》研究報告對這一統計結論作出了解答。

    報告稱，“棄嬰問題的基本原因在于重病、重殘兒童為家庭的負擔。當前我國已經完全具備解決重病、重殘兒童治療的經濟和社會條件，關鍵是需要建立健全合適的政策與機制”。

    首先，應建立重殘兒童福利津貼制度。根據統計數據測算，我國約有重殘兒童200萬人。目前，只有約10萬名生活在兒童福利機構，由國家供養的孤殘兒童能夠獲得1.2萬元/年的津貼，福利津貼覆蓋比例只有20：1，覆蓋面積之少不太符合實際發展。

    同時應該借鑒上海、北京和陜西神木等地經驗，上海于1996年即設立中小學生、嬰幼兒住院醫療互助基金，當年每名兒童與政府分別承擔50元經費，2013年起互助繳納金分別提高到80元。兒童因病產生的治療費用，在城居保報銷后的自付費用中，超過起付線部分，可獲得50%-65%的二次報銷，大病住院與出院后專科門診治療費用最高可報銷20萬元。 

    北京于2007年建立了“一老一小”大病醫療保險制度，籌資標準為每年每人100元，其中個人、財政分別繳納、補助50元，起付線為650元，超過起付線部分按70%比例報銷，一個醫療保險年度內累計最高可報銷17萬元。 

    陜西省神木縣于2009年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籌資水平為每人每年100元，其中個人繳納10元。“全民免費醫療”對起付線（根據醫院等級從200元到3000元不等）之上的合規費用進行100%報銷，每年最高報銷限額為30萬元。

    還應通過以下救助制度從根本上減少棄嬰現象的發生：新農合或城居保經費中劃分兒童專項，設立類似基金；提高新農合住院費用實際報銷比例并改進報銷辦法；擴大新農合特殊病種門診統籌，提高門診報銷比例；建立基層社區兒童照料康復體系；建立社區兒童福利與服務專業社工隊伍；支持慈善組織參與重病重殘兒童救助與服務等。

    有專家測算，實施這一系列的制度對于國家衛生總費用使用并不構成壓力。

    根據中國鄉村兒童大病醫保專家測算的數據，兒童大病發病率為1‰左右。2012年我國0-14歲人口數量為2.2億，按照1‰的發病率計算，約有大病兒童22萬人。即使按照每人年均需要10萬元計算，總量為220億元，在國家近3萬億的衛生總費用中分量不大。

    公益時報記者 張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