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供本報專稿

    2013年中國慈善行業開始主流化并且在制度層面開始突破，可以說基于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需求，2014年這一特征將更加明顯。從全球慈善發展的經驗來看，以慈善組織為代表的非營利組織已經成為除政府和市場以外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其與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開始模糊，其潛在作用被再一次確認。

    其次，從中國經濟的發展來看，中國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因此未來對社會服務的需求將成為生活質量提升和經濟轉型的重要前提，對社會服務的需求將直接推動慈善組織的快速發展。除此之外，中國下一步的發展需要發揮慈善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三中全會的決定以及當前對于社會治理的強調，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驗證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不可能依托于傳統的發展模式，政府已經無法做到全能型也不應該作為全能型政府，需要慈善組織發揮其特有價值和社會功能。

    中國社會所處的階段需要慈善行業主流化，慈善行業主流化也不可避免，目前的政策也開始了某種程度的調整，但是整體而言，政策環境還不能有效適應這種需求，意味著慈善的巨大潛能未得到有效激發。

    2014，需要用制度化來保障和促進慈善行業的主流化。

    首先需要從社會治理的高度統一對慈善功能與價值的認知和實踐。傳統慈善僅僅作為救災扶貧、救死扶傷的角色存在，其發揮的作用被局限在社會保障領域。事實上，從工業革命以后慈善的作用就已經不再局限于此，慈善已經作為推動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從治理層面而言，慈善組織的自組織和社會資源動員能力能夠有效解決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矛盾與沖突，能夠將社會問題在社會層面予以解決。

    另外，慈善資源相比政府資金而言更具有靈活性，更能夠承擔風險，因此也更具有創新性，其對教育、科技領域的探索更具有創新性。

    今天，在社會治理轉型這一大背景下，一方面需要全社會重新認知慈善組織在這一過程中可以發揮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慈善組織能夠進行創新，探索其與政府、與市場的合作模式，從而有效地發揮出作用。慈善組織與社會治理創新會成為2014整個行業最大的生長點。

    其次，慈善行業主流化需要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的保障。從國際經驗來看，慈善組織的核心資源來源于政府購買服務以及稅收激勵。少則40-50%，多則如我國的香港地區政府資金占到慈善組織（社會服務）收入的90%以上。財政采購服務和稅收政策都具有投入小、產出大的特征。

    2013年政府采購社會組織服務雖然在政策層面取得了突破，中央財政資金在購買兒童大病救助、扶持社會組織發展方面也進行了有意的嘗試，但整體而言規模有限，政府的購買應該從點轉向面的購買。另外，稅收政策仍然是影響國內大額捐贈尤其是股票捐贈的主要障礙。股權捐贈征收所得稅，無論從稅基理論的公平性來看，還是從吸納社會資源解決社會問題的角度來看，都應該盡快予以突破。從2013年的大額捐贈來看，股權越來越成為重要的捐贈形式，因此捐贈的稅收減免問題依然會成為2014年的熱點和重要爭議點。

    最后，制度建設需要加速以應對政策與實踐相背離的現實。從2013年初開始，慈善類社會組織取消業務主管單位已經成為政府和行業的共同共識，地方實踐也進行了多種嘗試。

    但是，作為落實這一政策的重要法律卻依舊遲遲不出。按國務院計劃原定于2013年底修訂完成的三大條例依然遲遲不能出臺，地方政策創新始終處于打擦邊球的狀態，不利于樹立政府的公信力與政策的嚴肅性。除此之外，2013年初關于建立企業慈善捐贈減免結轉制度的意見也未見進展。另外，政策突破需要更多實質性的進展。2014年2月20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下發《關于非營利組織免稅資格認定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13號）》，僅僅只刪除了財稅【2009】123號第一條第二款的后半句話“且活動范圍主要在中國境內”，對非營利組織免稅資格認定并沒有實質性的突破。

    可以說，2014年中國整個慈善行業無疑將繼續延續2013年的發展態勢，制度層面能否盡快確立和鞏固這種態勢成為決定和影響慈善行業發展速度與功能的主要因素。

    （章高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