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創新”是令人感受復雜、五味雜陳的詞語。

    我從2004年開始社會創新的探索，和同道創辦了基金、社會企業、社會創新研究機構，進行社會創新的教學、研究和實踐，并于2013年8月底到英國北安普頓大學做社會創新的訪學研究。這其中，我和中國社會創新界多有接觸，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在壹基金年會的討論環節，我向公益界代表建議，中國的部分公益組織可以考慮向社會企業學習。當時會場上絕大多數代表大概幾百名揮著綠手帕表示強烈反對，只有十幾名接受了社會企業家技能培訓的同學表示支持。

    這十年的歷程，對比國外，我覺得中國的社會創新需要理性、包容、開放、創新的探索。

    首先，社會創新的概念理解認識。“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也譯為“社會創業”、“公益創業”、“公益創新”，它與社會企業家、社會企業家精神等等，都是舶來品。

    對此，國內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基本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傳統的國內慈善和公益學界，可以說是偏“左”的。關鍵詞幾乎都是“奉獻”、“無私”、“道德”等，排斥“商業”、“營利”，更不要說“賺錢”了！另一類是有經濟學和商學背景的人談論的社會創新的概念，是接近國外狹義的社會創新的界定，就是以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創新活動。另外很特別的一類是社會創新實踐者，以實踐為導向，不理會這些“虛”的概念界定。比如，被哈佛大學老師盛贊的社會創新案例——中國兔王旭平兔業集團，其創始人三十年堅持探索了非營利組織、企業、志愿公益活動以及研究機構等社會創新形式。再如著名的深圳殘友集團，形成了公司、基金會、服務網、研究會、社工服務社等集一身的社會創新系統。

    國際上對社會創新的概念有幾十上百種之多。對于什么是社會創新，以及社會企業表現形式以及是否分紅，是否可以賺錢，也在演變之中。社會企業和商業企業的界限也日漸模糊。英國“社會企業聯盟”首席執行官Peter Holbrook撰文表示，英慈善機構超半數收入來自經營商業運作。我訪學的英國北安普頓大學，其社會創新形式豐富多彩，有教學、研究和實踐，實踐形式有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和志愿公益活動等許多種。徐永光老師曾介紹了中國社會企業改制案例，其中，傳統專家認為必須變為“不分配利潤”，結果讓如日中天的社會企業元氣大傷，幾乎面臨滅頂之災。

    理解和界定社會創新概念，我們需要理性、包容、開放、創新的探索，許多概念是在變化的。中國學界當年對“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爭論、鄧小平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和“三個有利于”思想的啟示，是有助于理解和界定社會創新概念的。中國社會創新，要實事求是，不要畫地為牢、自我封閉和自我陶醉，要強調過程和客觀結果。只要是有利于社會利益的創新活動，我們都應該給予鼓勵和提倡。

    其次，社會創新的參與主體和表現形式。社會創新的參與主體，中國偏向于慈善公益界，而國外的就廣泛得多。比如，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社會創新研究中心對社會創新的參與主體的界定是：個人、組織（包含企業、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和網絡（個人和組織的聯系連接狀態）。社會創新的表現形式，牛津大學界定得非常廣泛：“創新性”意味著新思想的產生和新模式的創建，從而解決社會或者社會環境問題。社會創新的創新性體現在三個方面：新產品和新服務（體制創新）；現存產品和服務的更多社會效應的新用途（增量創新）；構造社會問題的新標準新定義和提出新的解決方案（顛覆性創新）。

    國內外社會創新的參與主體和表現形式有很大差異，中國社會創新偏窄，國外很寬。英國社會創新體現在方方面面，從英國首相、英國大使館、英國文化協會到各類組織和個人，乃至延伸到世界各地。2014年1月16日至17日，歐洲經濟與社會委員會和歐盟委員會共同在法國斯特拉斯堡舉辦了社會企業大會，超過2千名代表參加，此次會議通過了《斯特拉斯堡宣言》(The Strasbourg Declaration)，提出了10項關鍵的行動計劃，旨在歐盟范圍內大力推進社會經濟與社會企業的發展。英國從2009年起即通過英國大使館和英國文化協會在世界各地舉行社會創新培訓。

    中國社會創新偏窄，主要體現在民政系統。這需要借鑒國外社會創新的參與主體廣泛性和表現形式多樣性，需要包容、開放、創新的探索，這樣活力和影響力才會大幅提升。

    最后，社會創新的效率效果差異方面。中國社會創新很容易停留在道德層面和形式上的一些活動。節假日的送溫暖活動、捐錢捐物活動。效率效果方面的考慮是需要加強的。“學雷鋒日”，社會福利院、養老院、孤寡老人家等就被踏破了門檻。“學雷鋒”的人，做“好事”還是老三樣：掃地、擦門窗、陪老人聊天。有時為了拍一張給她洗頭、洗腳的照片，洗了一遍又一遍，“服務”成了“折騰”。社會創新的效率效果不是很強調。

    國外社會創新是促進社會進步、提升就業和創業水平等高度。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全球大部分國家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實現了經濟的增長，但也造成貧富分化等社會問題。社會創新強調創新創業的公共利益導向性，要有效地彌補市場不足和缺陷。傳統上，“非營利組織”，或者說是“第三部門”、政府部門、市場部門共同構成了社會三大支柱。這三個部門在傳統社會體制下具有相對清晰的邊界。但是，隨著經濟和社會的動態演進，三個部門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了。社會創新是非營利組織和公共部門開始逐步引入了商業化的運作模式，而以“營利”為宗旨的公司開始向公共產品市場開放。

    社會創新要追求的效率效果。牛津大學認為社會創新強調市場導向性。“市場導向性”表明社會創業的績效驅動、競爭性和前瞻性，這需要更大的責任擔當和跨部門合作。社會創新既專門針對傳統的競爭市場，但社會創新又另外拓寬“市場”的概念，超越了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市場交換價值，它嵌入了公益性和社會性。

    提高中國社會創新的效率效果，要擺脫道德綁架和形式主義，重視業務模式創新，不排斥商業和技術手段方法，重視管理創新，需要理性、包容、開放、創新的探索。正如阿育王基金會的創始人Bill Drayton所言：社會創新不僅提供產品和服務，還要創新調動社會資源和公眾參與，探尋解決社會問題引發社會變革的根本辦法。

    英國領域權威楊氏基金會的報告，指出社會創新機會巨大，需要政府、企業和第三部門的共同參與，采用創新模式。中國社會創新需要理性、包容、開放、創新的探索，向古今中外學習優秀文化財富，合理揚棄，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創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