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偉見面是11月底的一個下午，呼嘯的寒風為北京吹出了大藍天。作為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當家人，他正在辦公室伏案提筆。

    敲門進入，看到桌上攤開的是一份項目資料，項目的名稱叫“回歸·棲息地”，是基金會與通用中國合作的一個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創新項目。

    “環保類的項目好做創新嗎？”記者問。

    “可以說不是很好做。”李偉坦言，“環保項目過去非常大的比重是宣傳教育，經常有企業拿錢搞論壇，專家參與論壇，給設定時間限制，一人十幾分鐘的發言，能說什么？辦多了這樣的活動后，辦不好就會覺得太虛。真要是像博鰲論壇、達沃斯論壇也行，要是不能辦出高層次的論壇，又不能為國家環保發展提供積極的建議和借鑒，辦的意義又在哪里？”

    但宣傳教育還是要做，李偉認為，要把理念傳播和引導行為結合到一起。除了宣講，還要引導大家去做，總之是要辦實事。

    《公益時報》：我們的捐款多來自企業，目前捐贈情況怎樣？

    李偉：近幾年，我們每年四五千萬的捐贈額，今年大概六千萬。展開分析，其實企業不多。截止到今年10月底收到捐贈5200萬，（李偉拿出一張項目財務表格給記者看）畫著紅色標記的項目是超過100萬的，最高的是1000萬的。“回歸·棲息地”這個項目今年給了120萬，資金量有所增加。

    《公益時報》：增加金額是因為項目滿意度高？一般選擇項目的時候我們會與企業怎樣溝通？

    李偉：捐贈企業的CSR負責人見面時說了這么一句話：“這真是我們做CSR以來，做得非常好的項目。”其實，從每個項目有合作意向開始，我們都會與企業有非常緊密的溝通。比如“回歸·棲息地”這個項目，從最初的接觸到最后落實，經歷了一年多的時間。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捐贈企業和我們基金會雙方，加上第三方的權威專家和行政部門的管理人員，通過搜集資料、實地走訪、座談討論等方式，深入了解情況，為項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010年恰逢國際生物多樣性年，捐贈企業將項目方向確定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應該說還是有非常好的社會責任意識的。

    《公益時報》：像這樣的項目的執行都由誰來做？基金會會有幾個人參與其中？

    李偉：在這個項目的執行上，基金會內部有一個主要人員負責協調項目相關方，同時確保項目流程和質量的監管。然后組織項目所在地的保護區的工作人員做，他們提供方案和執行，我們來評估。一是看是否有需要，二是工程做完評估與整體保護是否沖突，三是看最終的效果。某種程度來看，我們做的是拾遺補缺的工作，保護區需要做，財政工程又達不到的事。

    《公益時報》：具體怎么去監管這類項目？

    李偉：從三個層面來講，首先，法律層面有非常嚴格的協議。第二，約定了非常嚴格的報告制度。第三，人的層面，事先定向考察、簽協議、撥款，中期再去查看，事后驗收非常重要，我們會帶著捐贈企業一起。項目的效果很多能眼見為實，但是生物多樣性項目有它的特殊性，有一些項目效果是需要長期的觀察才能得出結論的。

    《公益時報》：目前基金會一個部門負責幾個項目？項目發展情況怎樣？

    李偉：每個部門不同，多的七八個，像事業拓展部現在成型的項目是四個。有一些是比較零碎的項目，做完活動就結束。長期的項目每個部門大概有兩三個，整個基金會長期項目有十幾個，但資金規模都不同。

    其實，我們希望做延續性長的項目。為什么設立專項基金，專項基金支持項目一般帶有持續性，現在一年這樣的項目越多，捐贈收入就越穩定。這種的比例在逐漸擴大，我們也在有意識、有計劃地推動長期持續環保公益項目的開展。

    《公益時報》：既然這樣，那我們怎么考量和選擇合作的企業？

    李偉：我們一般與企業合作有這樣幾種形式：企業有意愿、有想法、有項目思路，通過調研和比較，找到我們，由我們來一起合作開展一個公益項目；企業有意愿，但是沒有項目思路，找到我們之后，由我們根據雙方的具體情況開展一個公益項目；我們有一個好的項目策劃方案，找到目標捐贈企業，來共同開展公益項目。

    對于捐款，也許有些人的觀點是多多益善，但是我們在籌集善款的過程中也會思考項目的執行質量問題。

    《公益時報》：基金會會通過理財進行增值保值嗎？

    李偉：我們有一點投資，明年的理財方案也正在做計劃。我們每年理財差不多賺三百多萬，主要買理財產品。另外，我認為金融機構針對基金會的理財計劃要根據基金會的特點來制定，不要求高收入，但風險要低，風險低到什么程度，就是要有保證，拿什么來保證，金融機構就要研究。要知道，全國的基金會加在一起盤子很大。

    （本報記者 張雪弢）

    人物檔案

    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成立于1993年，是我國第一個專門從事環境保護事業的基金會。作為基金會秘書長，李偉已經在這里工作了八年。去年11月，他在基金會第四屆理事會上又當選為副理事長。在此之前，他曾任國家環境保護局人事處處長、辦公廳副主任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