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背一公斤”主要是發動大眾在旅行時背上一些圖書或者文具，在途中順路探訪鄉村學校，并和山里孩子做些交流，開闊他們的視野。這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事，只要你去旅行，自個兒順便去做就行了。可是這幾年來，我被問到最多的問題居然是：“你們什么時候組織活動呀？”

    我于是無語。一說到麗江、陽朔、鳳凰這樣一些地方，大家的第一反應是背包，或者約上三五好友集體出游。可是為什么跟公益沾上點邊，大家就會突然變得沒有獨立行動能力，理所當然地認為需要一位“帶頭大哥”來組織大家做好事呢？這說明，在公共參與上，我們還太缺乏自信。

    這種自信的欠缺也許是從小被有意識地“培養”的。我們做好事都習慣了被組織，例如每年3月5日雷鋒叔叔的忌辰，學校就會組織同學們上街掃地，或者到街道探望孤寡老人。這種被組織的活動非但沒有養成我們做好事的習慣，反而讓我們牢牢樹立了公益價值觀：做好事是上面的事，與己無關。

    于是乎，由于這種組織經驗的欠缺，當面對真正需要參與的局面時，我們往往會表現得笨拙以至狂躁。有趣的是，越是離我們遙遠的事物，我們的用力就越猛，例如針對某國總統、某鄰邦貨品或者某外資在華經營的超市的討伐等。此時發現，我們不但不會如何理解不同的想法，甚至還不會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于是表達出來的都是暴力，不管是語言上的或是肢體上的。

    不過，我倒不認為那些參與是真正的公共參與。在中國有個很奇怪的現象，越是公共的，就越不需要負責任，于是，到最后就越容易變成私憤的爆發——不管這種爆發是頂著愛國主義又或是道德倫理的光環，但說到底，只是私憤而已。

    但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一些本來很私人的權益表達，到最后都戲劇性地上升成為了公眾參與事件。舉一個常見的橋段：一根高壓線從我家小區前面經過，影響了家人的幸福生活，于是業主們開始聯合起來表達自己的訴求，然后地方部門介入，事件升級……這樣的劇情在近幾年不斷上演，以致參演雙方都逐漸成為了一個更專業的演員。

    我不認為這只是單純的私人權益表達，因為小區會擴展到鄉鎮，鄉鎮會擴展到城市，這樣漸進發展，到最后總會波及到我們身處的公共空間。幾年前杭州青年譚卓被飆車奪命后，近萬名市民自發悼念，并要求伸張正義。坦率地說，這些悼念者絕大部分都不認識譚卓，他們聚集起來，只是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這件事得不到公正的處理，那么下一個受害的可能就是自己。

    這些事件表現出了公共參與中美好的一面。人們開始意識到，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少數人。如果我們不去伸張少數被侵害者的權益，那么，這種侵害總有一天也會落到自己頭上。到那時，誰也不能保證，自己會不會就是那個被撞飛二十米的青年，又或是那些被埋在瓦礫中無名無姓的人們中的一員。

    這種認識會帶來超越個體的互助和協作，如果我們學會了這種鄰里守望，也許就離不用被管的那天不遠了。 （公益項目“多背一公斤”發起人 安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