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8版）

    故事2

    為艾變裝 為艾公益

    AJ：為艾滋病人籌款而男扮女裝，中國第一屆“愛滋徒步”籌款冠軍，同志，公益愛好者。

    兌現打賭 初識公益

    “如果你們捐款的話，我就在去長城那天，變裝成女人！”AJ和朋友們打了個賭。

    結果，AJ以個人籌款2萬元的戰績成了中國第一屆艾滋徒步活動的籌款冠軍，可以去美國參加洛杉磯的艾滋騎行。但在這之前，他要先履行承諾，變裝一次。

    在2012年10月13日這一天，中國首次“艾滋徒步”活動在北京長城進行，共有100余人以個人或團隊的形式參加，募集善款15萬人民幣，用于艾滋病感染者的進一步檢查和治療等。

    活動當天，原本帥氣的AJ被化了濃妝、戴了假發，穿上借來的連衣裙，生平第一次蹬上高跟鞋。

    “一路上都有人問我，你是金星嗎？能給我簽名嗎？”AJ回憶起那天的趣事，還是忍不住笑出聲來，但是那次穿高跟鞋爬長城的經歷，讓他的腳上磨出了大水泡，“瘸了好久，當時沒覺得那么疼。”

    世界第一個艾滋徒步（Aids Walk）是1985年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為了提高公眾對艾滋病的認識，從而減少對艾滋病毒攜帶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歧視，并為艾滋病相關的社會公益項目進行募款。目前有全世界一百多個城市每年都舉辦自己的艾滋徒步。 

    10年前，洛杉磯同志中心與舊金山艾滋基金會為了體現“騎行”的宗旨——珍惜生命，結束艾滋，發起了Aids Life Cycle 艾滋騎行。參與者利用一年時間自發籌款，籌到3000美元即可成為騎手，隨后在六月的第一個星期，騎手們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員的陪同和支持下，從舊金山騎向洛杉磯。

    魏建剛是北京紀安德咨詢中心的主管和“同志亦凡人”網站的創始人，他在參加了美國的“艾滋騎行”后產生了在中國開展“艾滋徒步”的想法。

    AJ也是“同志”的一員，在去徒步之前，他沒有接觸過艾滋病感染者，更不敢做檢測。“只是想力所能及做點好事而已。”

    直到他的洛杉磯之行，徹底改變了他的看法。

    從愛好到專業

    上千人參與的騎行活動井然有序，有大量不能參加騎行的志愿者兢兢業業地做著輔助工作，有專門做前期安排和踩點的，有每天凌晨就開始搬運參賽選手們行李的，還有開著改裝成“移動浴室”的車跟隨隊伍前進的。這一切，讓AJ感到驚訝。

    “每一站都有當地城鎮的居民前來加油助威，而且他們很喜歡帶著孩子參加活動。”有一位母親，帶著兩個孩子連續幾年參加活動，為了給孩子爸爸的騎行打氣，讓AJ印象很深。

    艾滋騎行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尤其是路上經過的一些由于宗教信仰比較保守的地區。但是騎行隊伍正在慢慢改變當地人的看法。

    “騎行路程有一段要路過一個小學，開始當地人非常抗拒，甚至示威抵制騎行隊伍，但是這么多年過后，這個小學從抵制者成為支持者。”他說。

    騎行隊伍路過學校時，學校的學生們會在路旁兜售親手做的漢堡，而騎行者也會約定好了只買這個由小學生們做的“加油餐”，從而給學校帶來收益。

    “這種從抵制到接納的轉變，不就是艾滋騎行的目的嗎？”AJ由衷地說。“而最有趣的就是‘紅裙日’當天，不論男女老少都要身著紅裙，想方設法地變裝以引得矚目，自己的變裝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而一路上便捷的艾滋病快速檢測，讓AJ無形之中接受了這個方式，并鼓起勇氣做了檢查。

    這一切，都在沖擊和改變著AJ，讓他迅速從一個公益愛好者轉變為忠實的執行者。

    故事3

    “八年抗戰”的苦樂酸甜

    肖冬：民間防艾機構中國彩虹健康中心負責人，“你好志愿者網”站長，八年前從媒體從業者轉行為全職公益人，推行艾滋病快速檢測和同志權益保護。

    第一家“男同”門診

    2005年，時任北京市朝陽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的師偉在網絡“同志聊天室”里找到了肖冬，希望他能考慮做一些民間防艾的工作。

    “做做看唄，只是沒想到就這樣轉行了。”從那時起，肖冬開始了艾滋病宣傳與防治工作，也許他自己也沒想過，就這樣從一個媒體人轉行成了公益人，一做便是八年。

    這期間，肖冬并不避諱自己“同志”的身份，但是由于工作性質原因也受到過不理解甚至詆毀，他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讓這個特殊群體遠離艾滋病，讓更多人理解艾滋病，“能做事的時候就多做點好事兒，總比做壞事強吧。”他自我調侃道。

    接受任務后，肖冬很快組建了“朝陽華人AIDS干預工作小組”，當時的核心成員有7人，他們之中有大學教授、醫生、媒體從業人員。同一天，“你好志愿者網”也成立起來，這是中國第一家以男同性戀為目標群體、致力于艾滋病防治的網站。

    第二年10月，肖冬的首家男同性戀門診在北京市朝陽區開門納客，這家門診為男同性戀人群提供為期一年的艾滋病免費檢測及性病免費治療服務。    

    2007年，肖冬和同事動員了一些民營企業和醫院給NGO提供場地和資金支持，在京城皮膚病醫院設立了京城彩虹志愿者工作站，即現在的彩虹健康中心。

    到現在，中心已經在12個城市的15家醫療機構內建立起慢性病、艾滋病支持服務體系。門診不僅能為男同群體免費提供艾滋病快速檢測，并且培訓能夠做快檢的有專業知識的志愿者，提供咨詢服務和心理疏導。 

    專業志愿者的必要性

    上個月肖冬在網絡上發起了一個“關于抗病毒治療的幾點事兒”的調查問卷，結果參與調查的人中只有23.6%的感染者表示相關的治療知識或多或少來源于醫生，其他選項63.6%來自于網絡、52.7%源自病友交流、29.1%源自志愿者講解，均高于前者。

    對于這個結果，肖冬并不意外，也堅定了所要做的事情。“通過準確規范的培訓，志愿者再跟病人講的時候就會傳遞正確的知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會幫到這個群體。”肖冬對《公益時報》記者說。

    “以北京市朝陽區為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科正式員工只有13人，根本就顧不上區內600多萬的常住和臨時人口，醫院里也是一樣，一天醫生的接診量不允許他去詳細地解釋，還有很多患者也羞于開口問。”肖冬說。

    正是因為這樣，民間的防艾力量才顯得必不可缺，再加上志愿者中有很多是“同志”或“A友”，能和患者建立起良好的互信和理解。

    為了更好地推進艾滋病防治知識和快速檢測，彩虹健康中心準備在9月份組織80余名核心志愿者進行一次能力提高。

    “我們還想培訓志愿者關于更多慢性病的知識，比如高血壓、糖尿病等，這樣志愿者在進入社區宣傳時候也會比較容易被接受，做慢性病宣傳的同時滲透防艾知識，因為說到底，艾滋病也是一種慢性病。”肖冬說，比起在大街上支個攤直接說出“艾滋病”引來人們繞著走，不如想點別的辦法。

    草根組織的困境

    “現在正在準備申請注冊但是很麻煩，最大的困難就是沒有政府機構愿意為草根機構做業務主管單位，也就是說沒人愿意成為他們的娘家。”肖冬說。

    正因為現在艾滋病防治和同志權益保護類的民間組織沒有業務主管單位，注冊不了就不能申請政府資金，而在尋找合作單位時也會受到身份限制。

    “很多艾滋病的社區組織使用經費來自于國外，我們的經費來自于衛生部和蓋茨基金會的支持。好在行政開銷方面我們幾乎沒什么太大支出。”但是境外資金的逐漸撤出讓這部分組織的前路又蒙上了一層未知。

    日子過得雖然清苦點，但肖冬和同事們多年推動艾滋病快檢的努力也有讓他欣慰的成果，其中就包括快檢產品的采購價格下降。

    “比如原來唾液檢測試劑政府招標是平均每人60元，我們通過去找新技術、找這方面的企業去競標，低價中標，所以在今年降低到了27元。”對于這個很了不起的成果，肖冬說可能也會“招人恨”，但是很值得。

    另一重現實問題，就是因為缺少規范管理，這方面的草根組織也存在良莠不齊、賬目公開不到位等多方面問題，肖冬擔心，這會影響整體民間防艾組織的發展。內強素質、外塑形象，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不易。

    “如果一個地區的防艾組織能夠資源共享，擰成一股繩，會好很多，但因為組織的特殊性，現在還都是各自為戰。”肖冬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