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談起動物，她就感慨萬千，喜怒哀樂溢于言表。

    1997年，身為美國猶他州電視臺一名記者的葛芮，受邀拍攝當時即將開張的番禺黑熊救護中心?！爱敃r的情景讓我觸目驚心、終生難忘，也改變了我的生活?！彼鴮γ襟w這樣說過。由此，她走上了為各種動物奔走呼吁的職業道路。

    從一名媒體人到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的亞洲區總代表，葛芮認為自己身份的轉變不足為奇，與自己的天性是分不開的。她認為，這些年來，中國公眾及民間組織在動物保護領域所發揮作用的變化之大，讓她刮目相看。

    《公益時報》：你是如何由一名媒體人轉型成為職業動物保護者的？

    葛芮：那是1997年，我受邀回中國給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以下簡稱IFAW）拍幾個片子。在番禺的黑熊救助中心，那些被監禁了十多年的黑熊，就像被解放出來的黑奴一樣。按理說，熊天生生活在樹林里，對草地應該很熟悉。但這些熊，一輩子都沒碰過草地，當時看到它們從籠子里面出來的時候，都不敢碰草地，像是觸電了一樣。它們只知道爪子應該放在籠子里，放在水泥地上。園子里也有條水泥路，是為了車能進去。結果這群黑熊，就那么沿著窄窄的水泥路，走來走去，怎么也不肯回到它們真正的棲息地——土地和草地上去。作為媒體人，當時我就覺得我是否能在保護黑熊方面產生一點影響。當時，IFAW只是在中國做一些小的項目，我征求IFAW同意在中國開設專門的辦公室，自己改了行，一步步走到今天。

    《公益時報》：除了具備愛心和專業知識之外，動物保護工作者還應該擁有什么樣的素質？

    葛芮：在某個層面來說，在國外做動物保護方面的倡導會相對容易，因為許多國家的法規比較健全，并且法是針對人來設立的，懲罰的對象是人，而不是動物。但在中國，政府還沒有意識到人和動物的關系，沒有意識到動物問題的責任對象。

    但是，我們必須有樂觀的性格和堅持的態度。我也經常和員工講，悲觀的態度在工作中不會起到作用，得不到公眾支持。憑我們的一己之力其實做不了太多，但我們起的更大的作用是折射，折射出光、折射出一種力量，能讓社會上更多的人起作用。

    其實，在動物遭受虐待的殘酷現象中，我們不時能夠找到社會上的亮點。2007年我們做了一次調查，結果顯示70%的中國人不知道象牙來源于死亡的大象，哪怕是正常死亡的大象。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形成了一個“小象長牙”的廣告，反響非常大。比如，有一個象牙雕刻師給我們寫信說以后不用象牙做料了。還有一個36歲的象牙收藏者，看到我們的廣告后決定向媒體曝光象牙非法市場的問題。今年4月份，我們再次做調查，90%的人表示如果知道大象會被獵殺就不會買象牙。

    所以在許多令人懊喪的信息中，我們發現，中國人對大象沒有偏見，他只是不知道。這一點讓我感覺很有希望。我們的工作，就是要給更多人以希望，鼓勵更多的人加入進來。

    《公益時報》：在現今公益組織普遍籌款困難的情況下，IFAW在中國是否有一些獨特之道可供參考？

    葛芮：在這些年中，IFAW的理念和工作方式一直得到全球200萬支持者的贊賞，所以我們資金的一部分來源是他們，以細水長流的方式在為我們籌集資金。當然我們也意識到，光靠這樣的支持是遠遠不夠的，所以現在的資金來源也包括和我們志同道合的企業。如德高公司、百靈時代，以及眾多的雜志報紙給予了我們免費的公益廣告刊位，光就去年計算，我們在國內得到廣告刊位的價值就高達1900萬美元。

    我們也得到了民間組織的幫助，在網絡上對野生動物犯罪進行監測，把監測信息反饋給執法機構和網站。通過這樣的行動，2008年，淘寶網主動把野生動物的保護列入了網站政策中，禁止虎骨、犀角、象牙、魚翅等一系列動物制品的交易。去年，我們在百度上發現象牙吧、虎骨吧等貼吧，在把情況反饋給百度以后，百度不但撤掉這些貼吧，刪除34000多條販賣瀕危野生動物和制品的帖子，并且還讓用戶在百度圖片庫中下載圖片時會收到一個“不要購買野生動物制品”的彈出廣告。據說，這是他們第一次運用該技術，并且第一次就給了像我們這樣的公益組織。所以公益組織也應該積極尋求與這些有公益意愿的公司進行合作。

    《公益時報》：在培養公民公益意識方面，人們可能會關注度首先放在與人自身有直接關系的議題上，那么在亞洲，尤其在經濟不甚發達的地區，公益組織通過何種方式能夠喚起社會對動物保護議題的關心？

    葛芮：的確，在政府的眾多關注點下，人肯定是占第一位的，但大家忽視了一個現象——人和動物其實是唇亡齒寒的關系。

    民間組織需要把動物的事情和人聯系在一起，并且要讓這種聯系讓有關的領導部門越發地注意。我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現在都在說食品安全的問題，這是個很重要的關乎人的問題。但是不合格食品的來源，很多時候都發生在動物身上。如今這種對動物大型集約化的養殖，從飼養、宰殺到上市的整個鏈條上，都缺乏對動物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滿足。如果能保證它們的生活質量，我想自然而然也能在餐桌上保證食品安全。

    另外，現今對伴侶動物的這種殘酷的虐待和打殺的行為，其實會給下一代帶來心理上的一種很錯誤的概念，就是漠視生命。這會讓許多兒童在成長過程中產生錯誤的概念，沒有培養出對其他生命的善意，其惡果會在其成人后反映出來。

    如果這些方面能讓各個領導層認識到的話，政府在資金分配的時候，就有可能在這個方向上進行長遠的考慮。所以對民間組織來說，不能永遠采取讓人徒生憐憫的策略，如果把自己的訴求理性地和政府的長遠計劃，比如說道德教育、食品安全、生態文明聯系在一起，就能得到政府的重視。

    《公益時報》：從1997年你參與的那次拯救黑熊行動，到去年公眾討伐“活熊取膽”事件，你在其中感受到了什么樣的變化？

    葛芮：活熊取膽是IFAW最早在中國關注的事件。由于國內政策的欠缺，實際上，從上世紀80年代這項技術被引入中國至今，被活體取膽的黑熊的數目一直在增加，這是很讓人悲哀的。但的確我們在最近幾年看到了一些正面的變化。以前，對活熊取膽的反對通常都是像IFAW這樣的國際組織，而現在，由于社交媒體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國內的聲音能夠聚在一起出現，而且好像還有律師團隊把活熊取膽的企業告上了法庭。這樣的變化讓我很高興，因為我覺得，任何一個國家保護動物的呼聲都應該來自國內，如果要改變虐待及商業剝削動物的狀況，其變化必須要來自國內。

    （本報記者 高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