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假期，我作為深圳市龍崗區登山運動協會會員，走訪慰問了廣東省扶貧開發重點縣清遠市連南瑤族自治縣的留守兒童。志愿者的足跡宛如一道彩云，承載著愛，點綴著輕霧飄飄、細雨蒙蒙的大山，也留給人們沉重的思考。

    思考之一，留守兒童真苦，低保標準過低。此次走訪慰問了四戶典型的貧困留守兒童，他們的家庭清一色家徒四壁。當地希望小學的唐校長告訴我，留守兒童多數為單親家庭，他們的父母每年回家探親一次，生活上主要靠政府接濟。我查了一下統計資料，連南瑤族自治縣2012年農民年人均純收入5508元，農村低保年標準1500元（月125元）。按照基本生活費用支出法，參照民政部《中國城市社會救濟制度改革研究》課題組所擬的標準食物清單，以清遠市區2013年6月13日上午9-10點農副產品零售平均價計算，僅米、菜、肉、蛋、油食品每月支出186元以上，加上鹽、醋、糖、醬油、味精，每月支出208.8元，不含水電氣、用穿醫等非食品支出。換句話說，當地低保標準僅夠維持必需食品支出的60%，缺口40%。孩子們只能靠少吃、吃差、少交往、借討服裝、點低瓦燈等有違成長規律和人的尊嚴的“土辦法”勉強維生。

    思考之二，NGO解困渠道好，按需救助是法寶。此次活動，協會事前做了扎實的功課，摸清了大山窮孩子的實際需求，并按照孩子的意愿購置和募集了所需物品。我體會到，社會組織具有扎根群眾的生活化特點，群眾很自然地向其表達他們的需求；具有平民視角，便于深入人們內心發現個性化需求；具有快速中轉的特點，會員將自己的業緣、地緣、趣緣等資源匯聚協會，不打折、不轉彎地向有需要的群眾開展“點對點”綜合扶貧；具有前瞻性的特點，對政府一時把握不準或有所顧慮的社會需求，先行探索，不怕失敗，闖出觀察樣本。這些均有別于基本公共服務，有效彌補了政府救助的不足。

    思考之三，朋輩解困辦法靈，引入社工是關鍵。貧困山區的留守兒童是困境兒童，他們渴望心的交流，渴望被重視，渴望被關愛。從哪個視角切入，是成人還是朋輩，效果迥異。此次活動經龍崗區登山運動協會搭橋，城鄉留守兒童對接了情感，點亮了心靈，砥礪了情操，對各自的成長大有裨益。這其中的奧妙就是年齡相仿、家庭背景相同的同輩人便捷溝通，相互感染，相互支持，共同奏響了改變命運的強音。當然，僅僅依靠志愿者是不夠的，開啟兒童心靈，提振生活信心，增加心靈營養，主要依靠專業社工。當前的困惑在于，基層社會組織體量小、基礎薄、能力弱，難以成建制引入專業社工，專業社工大都屬于缺乏生活閱歷、工齡不滿五年的年輕高校畢業生，難以在短期內建立社工引領義工的工作機制。可鼓勵當地工青婦專干和村（居）委會專職人員，組織留守兒童或具有該經歷的“小伙伴”或“大哥哥（姐姐）”相互交流、鼓勵與學習，取得心理與情感支持。

    思考之四，“兩權”解困創制度，消除盲區是根本。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單親家庭留守男孩沈天（化名），僅僅9周歲卻要照顧4周歲弟弟的起居和溫飽，他的爸爸一年回家一次看他哥倆。法律上，沈天父親具有法定監護權，可是他不作為，直接造成孩子陷入困境。由于法律空白，孩子的監護權難以轉移。雖然，當地政府、村（居）委會和學校與孩子日常接觸，經常提供政策性和人道性服務，但是苦于無法定授權，難以像家庭一樣保護這類孩子的合法權益。為此筆者建議，不能等靠留守兒童的父母，必須加快立法，積極作為，重新界定監護權。一是豐富“法定監護權”，嚴懲失責父母。父母確屬經濟困難的，政府酌情予以墊資、扶助；屬于經濟可承擔的父母，政府強制其必須隨遷子女，實現“身邊照顧”，否則計入不誠信黑名單并課以重罰；對無力監護、逃避監護和無正當理由拒絕監護的父母，給予數月法定反省期，逾期者視作自動轉移監護權到孩子留守地的人民政府；三年內未主動與行使監護權政府簽訂監護權轉移責任書或實現“身邊照顧”的父母，予以入刑。二是創制“當地監護權”，消除監護盲區。納入“當地監護”的留守兒童，由政府安排專人組建“類家庭”，由愛心“父母”將孩子領進自己的家，讓孩子們得到親情的滋潤和母愛（父愛）的撫育。模擬“父母”無著的，政府就近安排社會福利機構寄養。所需費用由留守兒童的父母承擔，經核實不能承擔的部分由政府托底補助。能承擔不承擔的，依法追究父母的民事責任。

    深圳市社會福利中心改革辦主任 曾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