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做慈善是為了形象。到今天，我相信，你們也相信，已經不是為形象為宣傳。我已經做了三十年，到今天是身后的影迷推著我去做、朋友推著我去做。實際上這個慈善基金會做起來是個很痛苦的事情，你要承諾，你要負擔，是一輩子的事情。”5月29日，在中國傳媒大學的圖書館，成龍對《公益時報》記者坦承了在慈善路上走到今天的心得。

    事實上，作為明星社會形象經營的不可或缺部分，明星利用出席慈善晚宴、做愛心大使、賑災義演、捐錢捐物等形式參與公益慈善，細數下來，形式也不外乎就是這幾種。

    不過，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明星們早已不滿足在做公益的時候草草了事。范冰冰“愛里的心”，陳坤“行走的力量”，伊能靜的“靜心圖書基金”，明星們開始在公益路上親力親為，發起活動，成立自己的專項基金，再到完全自己注冊成立公益慈善基金會，明星們的慈善之路也世易時移不斷發展。其中一些對公益工作投入多的明星，儼然有跨界公益人之態勢。

    隨著明星中的越來越多的人擁有了自己的專項慈善基金，注冊成立慈善基金會的方式也開始出現，雖然目前來看數量屈指可數，但這也可被看做明星公益當下的最高級形態。李連杰的壹基金、北京成龍慈善基金會、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楊瀾的陽光文化基金會，最新的一個剛剛誕生——5月27日，李亞鵬王菲夫婦的嫣然天使基金也在香港宣布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會·香港”，開通了海外募捐平臺。這些基金會成立的初衷不同，定位不同，在公益慈善領域發揮著各自的作用。日前，《公益時報》記者對這些明星公益慈善基金會進行了廣泛的采訪和調查，試圖還原這類比較特殊的公益組織的運行現狀，揭示他們的付出與挑戰。

    定位不同 道路不同

    隨著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進步，越來越多的明星熱衷于這一領域，而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擁有了自己的專項慈善基金。但注冊成立慈善基金會的，目前來看屈指可數。李連杰的壹基金、北京成龍慈善基金會、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楊瀾的陽光文化基金會，最新的一個，是5月27日李亞鵬王菲夫婦的嫣然天使基金在香港宣布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會·香港”，開通了海外募捐平臺。這些基金會成立的初衷不同，定位不同，在公益慈善領域發揮著各自的作用。

    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秘書長關廉明告訴《公益時報》記者，當初成立這個基金會有些機緣巧合。“我這個團隊搞百人援藏工作，工作量大、隊伍大、事項大。做完后韓紅覺得效果好，想實現三部曲——百人援藏、百人援蒙、百人援疆，做成系列的活動。可如果僅僅按照那時團隊的管理和執行能力，是很難把這個持續下去的。當時李健（現任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理事長）有個提議，說干脆我們成立個基金會吧。韓紅說，我們能不能成立基金會？結果一打聽，可以。可以就成立了。”

    事實上，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的成立也是發展需求所致。5.12汶川地震時，韓紅前往災區救援、慰問,親眼目睹了自然災害的殘酷，更感受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溫暖。為了持久有效的參與救援，由她主持，多名志愿者參加的“韓紅愛心行動”在那時成立了。之后的青海玉樹地震、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害、云南盈江地震，每次災后第一時間“韓紅愛心行動”都立即響應，為抗震救援和災后重建捐款捐物。

    隨著“韓紅愛心行動”的不斷進行，積極響應要求捐贈的個人和企業也日益增多。在這種情況下，怎樣使自發性的群眾公益活動得到規范，怎樣更加專業、有效地履行“韓紅愛心行動”的使命，怎樣依法公正地使用捐贈資金、落實社會各界捐贈者的意愿便成了需要解決的問題。于是，2012年5月9日由韓紅發起，17名社會各界理事響應的“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在北京宣布成立。

    關廉明告訴記者，能在北京注冊成為非公募基金會也是趕上了好時候，盡管法律沒變但政府轉變了管理方式，北京民政局既是我們的主管單位也是我們的登記單位，如果在以前是不會這樣辦的。而且以韓紅個人名義注冊的基金會，有名譽擔保，相對來說民政局是放心的。“目前基金會比較受詬病的還是信任程度，以名字命名的基金會有利有弊，基金會做好了名人形象更好，但受損也會牽連到她個人，所以會特別小心謹慎。”

    與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不同，陽光文化基金會、“嫣然天使基金會·香港”這兩個明星基金會都是在香港注冊的。

    陽光文化基金會是由吳征、楊瀾夫婦捐資，于2005年注冊。基金會以傳播慈善文化為目的，以機構對機構的模式，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慈善活動。“在香港注冊基金會，一開始是要注冊一個公司，如果你所做的都是非營利的，再去申請一個稅收豁免狀態，每年香港稅務署都會公布數據。在香港，每年都要接受專業的審計師審計，而在這一塊，我們是購買了專業的行政、財務、人力服務的。”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陽光文化基金會副秘書長高廣深如是說。

    同是在香港注冊的“嫣然天使基金會·香港”可以說是明星基金會里最年輕的一個。5月27日，嫣然天使2013慈善晚宴在香港舉行，晚宴的主旨是慶祝“嫣然天使基金會·香港”正式成立，以及北京嫣然天使兒童醫院成立一周年。嫣然天使將在香港開通海外募捐平臺，為關注中國出生缺陷患兒生存現狀、期望幫助中國兒童的海外愛心人士和機構開拓一條國際募捐通道，讓海外捐贈者能夠方便快捷地幫助嫣然天使，讓更多的孩子能夠擁有微笑的權利。當天的嫣然慈善晚宴總共募得5619.6萬港幣,創下香港慈善晚宴拍賣最高紀錄，而募集到的所有善款將全額用于北京嫣然天使兒童醫院的建設和運營。

    不論是在北京注冊，還是在香港注冊，成龍、韓紅、楊瀾、李亞鵬似乎都沒有像李連杰那樣為基金會的身份犯愁過。

    2005年1月，經歷了印尼8.9級大地震，劫后余生的李連杰在為拯救東南亞海嘯災民發起的籌款活動中，決定發起成立“壹基金”，倡導每人每月捐款一元錢。從那時起到2007年4月，把壹基金掛靠在中國紅十字會下面作為二級專項基金，再到2008年10月，非公募的“上海李連杰壹基金公益基金會”成立。身份，曾是一心想做公募基金會的李連杰最頭疼的問題。

    直到2010年11月25日，時任深圳民政局局長的劉潤華向壹基金拋出了橄欖枝。整個注冊手續只花了7天時間，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批準公募基金會“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成立。這其中曲折、個中滋味，除了李連杰自己，也許別人并不能體會。

    項目和決策 理事會拍板

    圓夢“公募”的李連杰，已然不插手壹基金的具體事務，他更像是一位精神領袖。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他自己也強調，走向公募就要“去李連杰化”。“我最希望看到的結果是，誰是李連杰并不重要，壹基金永遠傳承下去，這樣才是可持續發展模式。”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的理事會是三年一屆，民主選舉，而且必須是個人意愿。基金會希望經歷磨合期后，將來能夠形成一種機制。在這種機制下，誰來都可以繼續承擔責任。

    與李連杰一樣，成龍也將基金會的項目選擇、決策等事務交給理事會。

    “我不會參與決策，大概他們會跟我講一講，我們會捐給誰誰誰。我說，哦，知道了，不夠錢，我給。就這么簡單。”成龍告訴《公益時報》記者。而對于基金會的募款，成龍也曾經歷過跟朋友開口的過程：“有時候我出去很難，怎么開口說？你捐一萬塊給我成龍基金？會很奇怪。這就形成了我不好意思，所以算了，自己捐。”

    相比成龍的放手式管理理念，在基金會項目的決策上，楊瀾參與得很深。據高廣深介紹，陽光文化基金會的項目楊瀾都會參與。此外，她還會參與一些其他的公益，比如聯合國世界兒童基金會的中國形象大使，特殊奧林匹克的全球形象大使等。

    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在剛剛過去的五月迎來了一周歲生日。作為發起人，韓紅也許對成立基金會后，自己的身份變化感觸更加明顯。盡管基金會的每一項活動她都會參加，但現在和以前不同的是，事務性工作她不再參與。“基金會沒有成立之前，她有很多事務性工作，包括找朋友募款、買些什么東西等等。有了機構后，這部分工作便由基金會管。”關廉明告訴記者，“現在，當有事情發生，韓紅首先會發郵件給理事們，讓大家拿意見，但最終決定權不在韓紅那里，我們有立項委員會，由理事來決定。”

    成長的煩惱

    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關廉明也坦陳了基金會成立后的“困惑”：第一件就是關于基金會的業務發展方向以及戰略規劃。

    “起初我們是沒有想好的，基金會的宗旨確定的太大了。基金會成立后，我們接到很多求助電話，各種各樣的。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開始思索，究竟要幫哪些人？怎么幫？反思之后，我們把這些年做過的公益項目重新總結，最后得出：還是要做專業，考慮更好的公益效果和自身優勢。作為明星公益，我們有影響力、號召力，還要有落腳點。”

    經過總結經驗和探討，基金會將未來工作的主要方向定為——復明工程。原因是：之前做的項目積累了經驗和資源，并且有這樣長期的項目就可以和想伸出援手的人建立長期合作。

    事實上，如果不是發生了4·20蘆山地震，基金會的眼角膜捐獻公益合作論壇已然召開。基金會計劃聯合全國20家眼庫，搭建眼角膜捐獻公益平臺。“我們并不是設立眼角膜摘取和移植的中心，而是一個平臺，和醫院各有分工。醫院不好勸募，并且勸募也不是他們擅長的，由公益組織擔任這樣的身份會更合適。”關廉明告訴記者，他們原本想在召開眼角膜捐獻公益合作論壇之后，探討出合作的模式方案，就將這個項目推出。當然，現在雖然項目推遲，但還是會做。

    陽光文化基金會在成立之初也經歷了多方面參與、輻射范圍龐大的過程。在做了一段時間之后，他們從社會需要的迫切性和本身的優勢經驗出發，將項目聚焦在兩大項目：陽光慈善——推動中國的慈善公益文化，陽光下成長——主要是為缺乏機會的孩子提供藝術教育。

    高廣深告訴《公益時報》記者：楊瀾在國際方面的影響力，讓基金會的國際合作受益很多。我們做藝術教育，楊瀾的朋友有很多藝術家，這方面基金會同樣受益很大。目前，基金會一個資源是手里的資金，另一個就是楊瀾的時間，怎么讓她的時間變得更有效率，是很重要的事情。

    同樣是關于效率，理事們給基金會提出了不少挑戰。高廣深說：“做一個項目，成功，第一是有效，第二就是有沒有效率。相同的錢是不是做得更好？相同的效果是不是花錢更少？這個問題理事給我們的壓力比較大。比如做一個項目要引進專業人才，理事問：可不可以用志愿者代替？我們就要解釋，有哪些我們嘗試過了，為什么做現在的這種選擇。當然，理事就是要做這樣的挑戰，這是治理結構里比較好的互動。”

    相比之下，唯一具有地方公募資質的壹基金在解決了身份問題后，也并不是從此就一帆風順了。4·20蘆山地震發生后，壹基金收到總額達3億多元的捐贈。然而，當資金池膨脹后，新的問題來了：這么多捐款匯聚一家，對壹基金的運營能力形成重負。政策上10%的成本紅線和70%的慈善支出底線，要求壹基金不得不以最少的成本完成巨大的慈善項目。

    壹基金秘書處秘書長楊鵬曾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壹基金籌款2.45億（當時）的消息被廣泛傳播后，很多人擔心其消化能力。但事實上，按照緊急救援、過渡安置、災后重建三個階段的不同分配數額，壹基金甚至需要籌措更多的錢。

    錢花到哪里不是問題，困擾楊鵬的是沒人幫他花錢。秘書處的當務之急是要在3個月內制定出本年度8000萬的新增預算并在3個月后執行，對一家全職員工不到40人的基金會來講，這是一個關于內部治理的挑戰。 （張雪弢）